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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平]竺可桢学的由来与发展

2015-04-22讲堂1040何亚平 [    ]  [打印]

内容提要:创立竺可桢学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科技界、教育界在怀念竺可桢先生的热潮中,由浙江大学的一些老教授、老校友最先提出来的。1979年《竺可桢文集》的出版,推动了科学界和教育界在拨乱反正中回顾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科技与教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引发了第一次纪念竺可桢的热潮。结束了文革恶梦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深情怀念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热潮中,严德一教授最早提出了“竺可桢学”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刘操南教授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00周年的文集中,撰写多篇文章,系统阐述其对“竺可桢学”的认识、理解与展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22卷《竺可桢全集》的陆续出版,在新一轮竺可桢热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竺可桢学”的研究,构筑“竺可桢学”已经是竺可桢研究题中之意的历史性任务。
   竺可桢先生是20世纪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一代宗师,是我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像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7、8个人”【1】。虽然竺可桢先生已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4年去世,但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先是竺可桢先生的亲友、同事、学生和浙江大学的海内外老校友们,发表了许多追思、怀念竺老的文章,后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浙江大学在竺老逢十的诞辰和忌日,1984年、1990年、1994年、2000年、2004年、2010年,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并已成为惯例,使得竺可桢研究不断深入。1980年代学界就出现了创建竺可桢学倡议。1990年在隆重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第一批竺可桢学的研究论文,特别是从2004年起,被列入国家“十五”和“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22卷《竺可桢全集》陆续出版,现已有21卷问世,一个规模更大,影响深远的竺可桢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构筑竺可桢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考察竺可桢学的由来和发展,也就是题中之意的事了。
一、
早在1962年,当时中央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就提出:“象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给他出个文集”。当时中国地理学会曾为此进行了筹备,可惜因文化大革命,学会所编辑的《竺可桢著作目录》半成而辍,工作中断。
1977年4月,时隔15年之后,中国科学院批准了由15位老同志联名提交的建议,决定出版《竺可桢文集》并成立了由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领导的编辑小组,成员是:过兴先、叶笃正、左大康、沈文雄、陈恩久、郑秀灵、张宝坤、张家诚、张丕远、施雅风、陶诗言、郭敬辉、席泽宗、黄秉维、龚高法等15人。(以姓氏笔画为序)【2】编辑小组在地理学会编辑的《竺可桢著作目录》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并广泛征求意见,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先后收到许多竺可桢先生生前友好、同事、学生以至素未见面的青年的来信,他们追述竺可桢先生的言行,补充著作目录中的缺遗,校核著作中的引注,寄赠竺可桢早年未公开出版的著作。竺夫人陈汲女士还奉献了极为珍贵的竺可桢1936.1.1.-1974.2.6.总计38年又37天的日记和许多照片、手稿,为文集编辑和后来的竺可桢研究提供了最宝贵、最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竺可桢文集》编辑过程中,共收集到竺可桢1916-1973年间公开发表的著作272篇,还有大量的手稿、油印稿、书信和日记。1978年初的《竺可桢文集》审稿、定稿会议,确定收录入文集的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著作:【3】
1、      在气象、气候、地理等学科方面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在目前仍有重要意义;有一些在过去有独创性,并曾起过重要作用的。
2、      在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3、      起过积极作用、并有代表性的科学普及著作。
4、      关于在科学研究中的立场和方法的重要论述。
5、      推动、促进和发展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方面的重要论述。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强调“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代表党中央宣布: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些旗帜鲜明的重要论述,对于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歧视和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正似久旱逢甘露,得到了新生。那顶一直死死压在千百万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终于被掀掉了。我国科技界、教育界一片欢腾。
1978年3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又特别指出:“对于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作出重大贡献的许多科学家,包括已故的李四光、竺可桢同志,人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最高领导的崇高评价,无疑给《竺可桢文集》的编辑、出版以有力的推动。
1979年3月,《竺可桢文集》正式出版。重病中的郭沫若院长在去世前专门为文集题写了书名。文集选编了著作79篇,均按发表时序编排。由于所选的论文原来分散发表于国内外各种书刊中,形式多样且前后时间相距近60年,为适应读者,编辑小组作了技术处理。所用全部图幅重新绘制,更换了图底;文章中出现的外国人名的汉译,一般的改定为现在通行的译法,但某些当时已有流行的专用汉名的则保持原状,同一外国人在各篇文章中出现的不一致汉译改订为统一的译名;原来的参考文献书写方式不一,统改为一致的规格,其中一部分外文文献原译为中文,经查找原文恢复为原来文种;原文引用的马、恩、列、斯、毛著作,一律按最新版本校订;对于原文发表时的一些笔误和印刷错误都作了订正;每篇论文加注了该文原发表刊物和年代;个别文章中加了编者注释,某些文章曾略加删节。文集还把《竺可桢著作目录》(不包括作者的手稿和油印稿)附后。
《竺可桢文集》的出版,是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大好形势下,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它十分自然地引发了竺可桢先生的亲友、同事、学生和浙江大学海内外老校友对竺老的深切追思与怀念。从1980年和1984年始,每当竺可桢先生逢十的诞辰和忌日,在全国各地总有规模大小不一的纪念活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浙江大学始终是主要活动的组织者。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仅竺可桢纪念文集和不同版本的传记已有近30本出版,竺可桢塑像也陆续在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旧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917大楼矗立,在上海青浦“东方绿洲”知识大道、贵州湄潭求是中学和地处山西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校园内,也有竺可桢塑像。这些年报刊发表的纪念、介绍竺可桢的文章,仅在网上可查的就有五百多篇。贵州湄潭县从1985年出版由著名数学家、浙大老校友苏步青院士题写书名的《湄潭文史资料》第一辑后,至1992年10月的第九辑,有关浙大校史和竺可桢的回忆、纪念文章,一直占据主要篇幅。30多年来,在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像竺可桢先生这样持续受关注,广泛被纪念的,真可说是绝无仅有!
二、
竺老逝世37年来,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和浙大国内外老学长、老校友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他老人家的崇敬与思念。在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竺可桢文集》后,1981年3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1982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又出版了地理学界、气象学界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士,为纪念竺可桢诞辰90周年编著的《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收有竺老同事、学生、亲友等的文章20篇,文集编辑小组组长是黄秉维院士,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朱炳海、吕东明、许良英、张丕远、杨士林、施雅风、祝修恒、陶诗言、黄宗甄、程纯枢、瞿宁淑。
1984年2月7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浙江大学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院长发表了《深切怀念竺可桢同志》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竺可桢同志一直奋斗在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战线上,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力量。他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的一名忠诚战士。”纪念会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也赢得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响应。纪念大会后第二天,在北京的浙江大学校友1000多人又隆重集会,共同怀念老校长的业绩。之后,在南京、上海、成都、杭州等地也有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这些都是对竺可桢实事求是一生的再宣传。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筹备组还将纪念会上的专题报告和绝大部分学术论文汇编成《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由科学出版社在1985年10月出版。收入书中的21文章,除了综述竺可桢生平、教育思想以及在中国科学院的诸多建树外,有18篇是学术论文,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4】
这次纪念大会后,首都学术界又发起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随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从此,竺可桢研究进入到了组织化的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为满足众多读者迫切期望一睹《竺可桢日记》的强烈要求,先后出版了五卷本总共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录)受到热烈欢迎。
1990年3月7日是竺可桢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纪念竺可桢的活动盛况空前。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气象局和浙江大学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代表五单位,发表了题为《一代楷模,风范永存》的长篇讲话,颂扬竺可桢对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是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知识界的楷模”,号召大家学习竺可桢,“弘扬他热爱祖国、崇尚民主,以‘求是’为校训,爱护学生,追求真理,谦虚豁达、亲自动手,深入实际,精益求精,不盲从,不附和等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央电视台在当天22时播放了纪念活动的电视新闻。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相关新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和《中国科学报》等也刊登纪念新闻及文章、照片。3月21日晚22点20分,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特别播放了专题片《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
此外,北京浙大校友会、竺可桢研究会及北京理工大学于3月7日至9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举行了竺可桢生平事迹展览,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教师,怀着对竺可桢崇敬的心情,认真仔细地观看了图片展览,深受教育。【5】
浙江省教育界、科技界500多人在1990年3月5日齐聚浙大,隆重纪念竺可桢诞辰100周年,省委副书记刘枫在讲话中高度评价竺可桢光辉的一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浙大校友、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院士,在会上赋诗一首,以表达对竺老的深切怀念:
百岁诞辰怀竺公,文章道德仰高风。
世传求是今逾昔,誉载剑桥西复东。
遗像忆曾离乱里,伟功铭永简篇中。
黉门危耸武林日,处处弦歌彻碧空。【6】
上海、南京、宁波、上虞、遵义等地,也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纪念活动。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提前在1990年2月就出版了近65万字的《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并在首页写着:“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献给竺可桢校长百岁诞辰。”该书历经两年多的征稿、采访、编纂,有一百多位海内外的浙大老校友、老教授、老学长欣然命笔,撰写了真切、热情、翔实的文章。全书共收入116篇回忆、纪念文章和浙大西迁遵义、湄潭时师生所写的129首诗词,一篇赋和后来师生重返遵义湄潭写的诗词31首,弥足珍贵,是迄今为止收集资料最多,内容最丰富,引用率最高的浙大校史名作。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和电教新闻中心编纂的《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和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一代宗师竺可桢》也在1990年2月和3月,分别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此热烈密集的纪念活动,形成了又一次竺可桢热,并且由于关于“竺可桢学”研究成果的问世,拓展了自1980年代开始的竺可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严德一教授就提出了研究“竺学”即“竺可桢学”的问题,1989年11月,刘操南教授在其主编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前言中,评价说“竺师治学,重视实验,高瞻远瞩,博览群书,翱翔、驰骋于中国特有的丰瞻的历史文献和近代、当代欧美科学成就之间。学贯中西,文理渗透,予以融合和阐发。他的科研,跨越了不少学科,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特殊风格和特殊贡献。这一特色,不少教授尊称之为‘竺学’”。【7】刘操南教授还在《竺可桢教授与中国古籍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态度严肃,涵义深刻。中国古代有‘许学’、‘郑学’之称。‘许学’指许叔重《说文解字》之学。……‘郑学’指郑康成参互经今古文之学。……今人研治郦道元《水经注》的,或称‘郦学’。……这些学问反映着、代表着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和一个学科。‘竺学’为何?我的认识是:就其专长的学科说,宏观微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开物成务,富国厚生。实事求是,实践力行。”【8】
1990年2月,刘教授又在《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发表《竺学蠡测》一文,系统论述了他的“竺学”观,为“竺可桢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刘操南教授认为: “严先生所称:‘竺学’,盖指竺师的气象学、地理学、古物侯学等的光辉业绩,卓越贡献。卢嘉锡教授谓:‘他(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的一名忠诚战士。’这三个‘一’字为学术界所公认,‘竺学’范畴,或当于此着眼。或谓‘竺学’,理应阐发竺师的治学方法,学术特色。”刘教授进而提出:“‘竺学’为何?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此十六字,竺师复以其所倡导的求是精神贯之。”对此十六字,他进一步作出了详细的诠释。 这是迄今为止对“竺可桢学”所做的最有影响的阐述。【9】
三、
二十年前,在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谈家桢院士动情地讲过,“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深深地认识到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了。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去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他还特别强调“蔡先生之与竺先生相比,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是在和平时期,而竺先生接长浙大时期,正好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困难程度当比和平时期要困难得多。竺先生自奉清廉,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学校西迁泰和时,竺夫人病危、病故,他都不能很好照顾料理,他为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凄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不断搬迁流亡中的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谈老呼吁:“我希望各有关方面,大家都来总结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我认为竺先生的办学是个好榜样,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10】
进入21世纪,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22卷《竺可桢全集》陆续出版,更为竺可桢研究构筑了新的更为坚实广阔的平台。一个新的竺可桢研究的高潮正在兴起。
《竺可桢全集》第1-4卷,收入作者已刊和未刊的中文著述。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收录竺可桢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的日记。第22卷为补编、年表和人名索引等。该书主编樊洪业研究员在评价竺可桢日记的史学价值时指出:“现存日记……历38年,纵贯从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的各个阶段。在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出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1949年之前的日记,可同时视为浙江大学的校史;而1949年以后的日记,则可视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史。由此旁涉,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诸多科教文化事业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11】
《竺可桢全集》第一卷刊有五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和老专家所写的序言,各有特色,十分感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前中国科学院院长、《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主任路甬祥院士在序中深情地说:“我于1959年入浙江大学,1993年底到中国科学院就职。由于年龄和学科方面的原因,我未得竺老当面聆教的机缘。但四十多年来,从学校传统‘求是’校风的熏陶中,从前辈师长的言传身教中,从竺老文章、日记的论述中,从历年由学术界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中,我都深切感受到了他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这些也是激励我自己努力工作、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他强调“‘竺可桢全集’的出版,不仅将为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提供永久性的基础资料,而且通过挖掘竺老的学术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老终生坚持的爱国、求是和敬业精神将得到进一步弘扬,对我们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定会提供极大的助力。”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在序文中说:“在我的心中,竺可桢同志是位十分令人崇敬的科学家,他对中国近代和现代科学事业,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兴建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故去30年的今天,我仍然十分怀念他。……被郭沫若院长戏称为‘竺老夫子’的竺老,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知识面十分宽广而又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科学家。他的专业虽然是地学,但是对于生物学,对于数理化,对于技术科学也是博闻多知,有的还相当熟悉。他不但对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比较清楚,而且密切注视着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郭老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介绍说,竺老对中国历史上各种文献,包括地方志、诗词、日记、游记等的研究很有造诣,可以从这些浩瀚的史料中,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
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在序言中说:“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时确立以‘求是’为校训,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我于1940年考入浙江大学为研究生,有幸成为竺先生的一名学生。除了1945-1950年在国外留学外,归国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可以说,我毕生是在‘求是’精神的熏陶和竺先生的直接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叶笃正院士还详细地介绍了竺老对 我国气象学和气候学的卓越贡献与不朽功绩。
施雅风院士在序言中详述了竺老生平业绩,特别强调,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日子里,竺老仍坚持科研和著述,鞠躬尽瘁,奋斗终身。“70年代,竺可桢以垂暮之年,发起并担任《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的编委会主任,卧病中提出了不少建议,最后集30多个单位、200多人之力,分工合作,在总结中创新,形成总论、地貌、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动物地理、古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和海洋地理共12册专著,展现了50到70年代中国地理学的巨大进步。……在‘文革’动乱岁月中,……他在肺心病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专心致志于气候变迁与物候学研究,总结几十年的积累和思考,比较格陵兰冰芯所取得成果,撰写成《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又修改和充实了也具普及性的《物候学》著作出版。前者受到各国科学家的赞赏,是这个研究领域在70年代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开辟了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方向;后者以引述千百万年生物变化发育规律,阐明一年中各类物候循环变化的内在机制。他在82岁高龄贡献出如此高水平的科学著作,结合他一生的道德文章,堪为我们后来者的楷模。”
孙鸿烈院士的序文,主要是评述竺可桢先生作为“我国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事业的开拓者,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实践的先行者”。他还讲了给他特别印象的事,“记得是在1961年我第一次从西藏考察回来,他专门把我和搞水利的袁子恭同志一起叫到他办公室,汇报了两个多小时。他问得很仔细,怎样进藏,有什么困难,当地的气候、土壤、水利等等,他对什么都感兴趣,还作笔记,记得也很详细。当时觉得他是我师祖辈的大科学家,又是在副院长兼综考委主任位置上的大领导,如此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
随着《竺可桢全集》的全部出版,竺可桢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科学界、教育界持续关注外,不少地方的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为竺可桢研究增添了新的生长点。2006年贵州湄潭县政协编的《永远的大学精神》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百年求是丛书》,包括《西迁浙大》、《名流浙大》、《学术浙大》、《惊鸿浙大》、《经典浙大》、《媒体浙大》、《感怀浙大》、《诗词浙大》、《回望浙大》等。2008年广西作家谢树强、黄柯云、黄庆军的《走过硝烟的大学――浙江大学西迁记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谢鲁渤的《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和贵州遵义红花岗区政协编写的《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现在“竺可桢学”研究有了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好的研究条件,构筑竺可桢学已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浙江大学海内外广大校友们众多鲜活的回忆和深入研究,实际上已经为“竺可桢学”研究写出了良好的开篇。而且“竺可桢学”研究的领域也在进一步拓宽,即不仅包括竺可桢本人的生平、业绩、学术思想、办学理念,以及为人做事的方方面面等,这是核心的部分;另一部分还应包括与竺可桢一道为锻造浙江大学“求是”魂魄,为推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在创建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过程中,共同奋斗的师友和同事们的贡献,“竺可桢学”是凝聚着老一辈科技界、教育界先贤的心血与智慧的,可以说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求是”魂魄为核心的“竺可桢学”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思想宝库。全国众多热爱和研究竺可桢的学人是竺可桢学研究的生力军,各地的竺可桢研究会是竺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浙江大学从1980年开始,一直积极参与全国性的纪念竺可桢活动,并且成立竺可桢学院,设立竺可桢奖学金和竺可桢杰出学者年度讲座,还曾设立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现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1985年浙江大学成立竺可桢研究会,是全国第一批最早成立的竺可桢研究会之一。《浙江大学报》、《浙大校友》多年来的校史专栏,始终是竺可桢研究的重要阵地,发表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文献和资料。在新形势下,浙江大学应该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在竺可桢研究,特别是“竺可桢学”的建设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在校史研究室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大力度,系统收集和整理30多年来国内外竺可桢研究的资料,并汇编成可在网上查询、阅读、下载的数字化文件,使之成为浙江大学服务于国内外竺可桢研究的重要窗口。虽然现在参与竺可桢研究的学人不断增多,但大多是单兵作战,且从个人兴趣出发者众,尚未形成连续性和持续性的研究。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系统完整的资料匮乏,特别是1980年代、1990年代的资料,即使在省市级图书馆里也只有零星收藏。因此作好这项工作既是浙江大学深化竺可桢研究和校史研究所必须,同时也是为国内外的研究者提供了最有益的服务。
2、“竺可桢学”的诞生,是在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持续地纪念研究竺可桢先生的过程中,由我们浙江大学的严德一教授和刘操南教授促成的。这是浙大的光荣,亦是浙大的幸运。因为历史将竺可桢与浙江大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竺老又是我国近代以来最难得深受教育界和科学界一致尊崇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家。这是浙江大学特殊的机缘和荣耀,我们应该特别加以珍惜。以“求是”魂魄为核心的“竺可桢学”既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共同的思想宝库,更是浙江大学永垂不朽的伟大旗帜。在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时,竺可桢就是浙大师生最好的学习榜样和永远的无可替代的楷模。“竺可桢学”就是立德树人的最好学问,是可持续丰富发展的最佳教材。
3、恢复和充实浙江大学竺可桢研究会,使之真正成为竺可桢学研究的核心队伍。由于多年来的机构变化与人员更迭,我校的竺可桢研究会已长期没有活动,迫切需要从组织上予以恢复,并根据现实需要充实发展,使其能够切实成为学校里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社团。竺可桢研究会理应承担三大任务:一是研究任务,它是全校竺可桢研究的主力部队;二是教育任务,它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力量,是服从并服务于广大师生的传统教育的常规部队;三是对外联络与服务的窗口,承担起国内外的竺可桢研究者的相互沟通联系的桥梁作用,并提供资料服务。2014年2月7日是竺老逝世40周年纪念日,建议在依惯例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增添一项由浙江大学发起并主办的《竺可桢学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的竺可桢研究者与会,将竺可桢学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相信在新一届党委和校领导的关怀下 我们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研究,一定能够不失机遇,迎难而上,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1】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页。
【2】《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第526页。
【3】《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第526-527页。
【4】竺可桢筹备组:《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第1页,第279页。
【5】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编:《浙大校友》1990(上),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16-17页。
【6】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0-11页。
【7】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2页。
【8】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93-94页。
【9】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274-275页
【10】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编:《浙大校友》1990(上),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14页。
【11】《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1页。
【12】《竺可桢全集》第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20页。
 
 (原载于浙江大学档案馆编《浙江大学校史研讨会优秀成果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