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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士之 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

2016-06-08讲堂841 [    ]  [打印]

张其昀( 1901~1985) 是我国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1936 年至1949 年, 他协助竺可桢办学, 创设浙江大学史地学系, 并任该系系主任。十三年中, 在他的辛勤努力下, 浙江大学史地系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四个单位、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成果丰硕的系科。浙江大学史地系的特点是史地结合, 这与当时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史地分系不同。这一办学特色既体现了校长竺可桢的办学方针, 更与系主任张其昀的史地结合思想密切相关。本文拟结合张其昀的史地思想对浙大史地系的特色作一论述。

 

张其昀, 字晓峰, 1901 年11月9 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书香门第。一生在乡间兴办教育并留心乡土文献收藏研究的父亲对他的治学志趣有积极影响。1915 年, 张其昀考取浙江省立第四中学( 后改为宁波一中) 后,历史老师洪允祥先生和地理老师蔡和铿先生对他后来专攻史地影响很大, 尤其是两位老师的“历史须以地理为背景, 地理应以史实为印证”①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治学方法有很大启发, “史地结合”的最初思想在此时萌生。

1919 年7 月, 张其昀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在校期间, 他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学习史料学、方志学与图谱学, 师从刘经庶教授学习哲学史, 师从地理学大师竺可桢学习地理学, 并深受三位大师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影响。其中柳教授关于博览古籍外, 并研究科学, 应以追踪顾炎武之史学与顾祖禹的地理学相勖勉的思想使张其昀得益最多。刘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 曾创办《学衡》杂志, 展开思想界的论战, 他主张哲学与史学应互为表里, 人类文化史应以思想史为核心。竺可桢是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 1920 年到南京高师任地理气象教授。1921 年, 南京高师扩充为东南大学, 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在新学制下被聘为教授和地理系主任。张其昀带着浓厚的兴趣选择了地理系, 师从竺可桢先生学习。张其昀毕业后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纂, 翻译世界地学名著, 以及作地理考察, 受竺可桢的影响很深。总之, 在南京求学期间, 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及治学方法对张其昀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日后兼研史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3 年, 张其昀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 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地理教科书。他所编写的教科书由于图文并茂, 文字优美,说理深入浅出, 组织严密而不呆板, 很受各界及各级学生的欢迎。1927 年, 张其昀得其老师柳诒徵教授推荐, 回母校东南大学( 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 任教, 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31 年到1935 年, 他对东北三省、浙江全省及西北各省作旅行考察, 在这几次长途考察旅行中, 他深深体会到地理学有助于史学的研究, 并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1935 年, 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 张其昀当选为评议员。1936 年, 张其昀受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这一时期, 他在协助竺可桢办学、尤其献身史地人才培养和史地学术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赢得了学界的尊重。

张其昀的学术和教育生涯, 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949 年前以地理学为主, 1949 年后以历史文化著述为主。但总起来看, 他始终都是史地兼顾的。其晚年所作《中华五千年史》则可视为是他把史地结合起来的一部典型著作。按照《中华五千年史》编辑要旨,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历史, 纵横数万里之舆图, 史实繁颐, 浩如烟海, 必须深研地理之学, 以时与空为经纬, 方有灿然在目之快, 作者于此,特为究心”。②而事实上, 作者也正是通过把人地关系之学引入史学研究中, 将史学与地学结合起来的。它体现了“综合联贯, 时空交织”的历史地理研究特色。③

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早在他求学时期即已萌芽发展。中学时代, 张其昀即对历史与地理所体现的时空关系产生兴趣。进入大学后,他又开始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并首次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译成汉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 年第2 卷第2 期上,这也是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他在《地理学之新精神》一文中曾以白吕纳的话提醒人文地理学家, “若于史学、经济学、哲学, 无深切之修养, 殆卑卑不足道也”。并指出, “近三十年来, 史学精神灌入各种社会科学, 阐其疏通知远之教, 影响至宏,结果至佳。”而当时“历史之‘地理化’尤为著名”。④三四十年代张其昀一再阐述史学地学的密切关系, 认为“史地二学乃姊妹之学, 犹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因而两者联系学习最为有益。⑤后来他又反复强调了“时空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时不离空, 空不离时, 史地二学, 一以知古, 一以知今, 互为经纬, 相辅相成”⑥的观点。因此, 可以说“史地结合, 时空交织”是张其昀一贯的思想主张。基于这种主张, 1936 年他来浙大后即在竺可桢校长的支持下创办史地学系, 并担任该系系主任。关于浙大史地合系之宗旨, 他指出: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20 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 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 两者相合, 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 识造化之本原。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⑦而史地合一, 时空交织, 也正是浙大史地系的特色所在。

 

浙江大学史地系自1936 年创设( 当时属文理学院) 到1949年其所属的历史组停办、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 前后共存在了十三年, 而这也正是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系主任的十三年。这期间, 浙大史地系不断添设新的研究机构, 发展成为拥有两系、一所、一室的较为完备的系科。

1938 年8 月浙大在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内再设一个史地系, 系主任仍由张其昀兼任。1939 年8 月, 浙大文理学院分开, 史地系归属文学院。根据当时教育部指示在文学院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 并由张其昀兼任学部主任。这是浙大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同期, 教育部又鉴于浙大史地系人才设备已有相当基础, 委托浙大史地系附设史地教育研究室。至此, 浙江大学史地系已发展成为包括四个单位( 即文学院史地系、师范学院史地系、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 、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在组织结构上, 当时文学院史地系采取史地分组方法, 其中史学组兼重中国史和世界史, 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能力; 地学组兼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 以充实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师范学院史地系不采取分组方法, 以使学生对史地二科有全面的了解, 更好地培养史地兼备的中学师资。⑧史地研究所则分史学组、地形学组、气象学组及人文地理组,以培养专门研究之人才。而史地教育研究室则“以传布史地学术之最近贡献, 改进史地学科之教材教法, 搜集专题研究之参考资料, 编制史地教科之图书设备为主旨”。⑨张其昀认为这种分组合系的组织形式既能使“时”与“空”分组钻研, 各有侧重产生成果; 又能融会贯通, 各取其长而用之, 这是其它大学所不及的。(浙大史地系的组织结构如图1 所示)

浙大史地系四个单位在张其昀的组织管理下, 经费充裕, 师资雄厚。十三年间张其昀先后访聘和罗致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和授课, 如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俞大纲、顾谷宜、李洁非、王庸、刘节、贺昌群、李源澄、方豪等; 地学组有叶良辅、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朱庭祜、李春芬、沙学浚、么枕生、卢鋈、李海晨、孙鼐、严德一、刘之远等。其中竺可桢、谭其骧、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向达等建国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这批优秀教师的培养下, 浙大史地系的学生中也英才辈出。到1948 年, 毕业于史地研究所的研究生就有27 人, 其中有6人在国外深造。当时据教育部统计, 在各大学研究所毕业研究生人数中, 浙大史地研究所位居前列。⑩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 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就有五位, 他们是施雅风、陈述彭、叶笃正、谢义炳、毛汉礼。而赵松乔、陈吉余、束家鑫、文焕然、严钦尚、杨怀仁、丁锡祉、刘宗弼、徐规、宋  、程光裕张镜湖、姚宜民、谢觉民等则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科学家或学者。以一个系短短十三年的历史却在其师生中产生出11 位院士和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 可以说在全国同类系科中是不多见的。

浙江大学除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外,十三年中在史地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首先, 史地系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 即《史地杂志》和《史地研究所丛刊》。其中《史地杂志》创办于1937 年5 月, 后因抗战西迁而暂时停刊, 至1940 年9 月在遵义复刊; 《史地研究所丛刊》创办于1942 年4月, 共刊行4 期。仅这两个刊物就刊登了浙大史地系师生的论文79 篇, 而且这些论文的质量也比较高。?如谭其骧教授发表在浙大《史地杂志》第1 卷第4 期上的《播州杨保考》对杨保族源、迁徙及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做了考证, 从而正确指出了杨氏先世为唐末泸州、叙州边徼地区“泸夷”首领, 恢复了杨氏先世的本来面目。此文于1982 年初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1 期上重新发表, 引起民族史学界的重视。而1941 年8 月张其昀与梅光迪、钱穆、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编辑部即设于浙江大学文学院, 其每一期均有该院各教授的论著。其中1944 年竺可桢在第34 期上发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科学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这一结论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从而解决了一百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另外, 当时浙大史地系师生发表在《科学》、《中国地理学报》、《气象杂志》、《中华杂志》、《真理杂志》、《益世报》等报刊杂志上的科研论文也不少。

其次, 浙大史地系师生所出论著也很多,到1947 年, 仅由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的就有13 部。?其中1941 年4 月由著名史学家张荫麟编著而成的《中国史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著作。该书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平时思考所得, 以说故事的方式叙述, 不参入考证, 不引用前人成文, 而且选择少数重大事件为主题, 对其进行透彻叙述, 除此而外的事件则只作背景概略涉及。此书不仅见解独特, 而且文字优美, 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而1940 年, 由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和任美锷、涂长望编著的《地理学研究法》第一辑, 则成为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同年, 任美锷教授所著的《欧洲政治地理》一书, 则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此书对人们正确认识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发展, 满足在大学中进行欧洲政治地理教学的需要具有积极的作用。

另外, 浙大西迁遵义后, 史地系师生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对遵义地区的历史、地理、地质、地形、气候、资源等做了大量的研究, 对黔北的经济和科教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刘之远教授与史地系学生在团溪发现的锰矿对开发当地资源和支援当时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战时重要钢铁厂所需的锰, 几乎都来自于团溪的锰矿。至今, 遵义生产的锰仍是供应全国市场的短线产品。而利用锰粉作原料发展成的遵义化工厂所研制的高锰酸钾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并获国家金奖, 产品畅销国内外。浙大返回杭州以后, 张其昀汇集和综合史地部各组导师及研究生的这些科研成果,编成《遵义新志》一书。若从方志学的角度看,这一部用科学方法编写的地方志与只重桑梓文献、偏重地方史料的旧体例明显不同, 可以说, 它打破了传统的地方志编辑工作方式, 是我国地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浙江大学史地系的特色是史地合系, 与当时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史地分系不同。然而, 这在当时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 张其昀把其史地结合思想实践于教育, 并采取史地分组合系形式, 它反映的就不仅仅是融贯史地之学风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把专与博, 把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相统一的问题。张其昀在浙大文学院第十九次院务会议报告中就强调“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应该并重, 纯粹研究与社会效用亦不容偏废”。?1948 年他在《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指出, 史地学系总方针一方面在于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 即进行专才教育, 另一方面在于培养对现代问题具有通识之人才, 即融贯史地之学风, 时空结合, 进行通才教育。而史地分组合系正可达到这种目标: 分组主要着意于专才培养, 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 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 由此即可把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起来。当时张其昀认为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自由主义中通才教育》一书是讨论战后教育措施的一本巨著, 他借书中观点讲“中等教育中史地二科关系至为密切。历史与地理能联系学习最为有益, 近代世界史之地理因素当加充分说明, 欲了解20 世纪之重大问题必须有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之智识, 方能明其底蕴”。?正是基于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建设等需要, 张其昀从史地角度强调通才教育, 并付诸实践。史地分组合系就成为其实现兼顾通才与专才教育理想的一个尝试。

其次, 张其昀作为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 在当时主张史地合系, 对促进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后来, 张其昀在《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中讲“大学之大, 就在于网罗百家, 囊括大典, 发生了交光互影、沾溉无穷的作用; 又从不同学术的边际上, 发生了异军突起、创造发明的功效”。?而当时浙大史地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之所以能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完满地结合起来, 即受益于浙大史地结合的环境。谭其骧就学术出身而言应属于历史学。他本科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 研究生毕业于私立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在来浙大之前主要从事历史教学工作, 虽然他曾参与创办过《禹贡》杂志, 兼研中国地理沿革史, 但在地理学方面仍相对欠缺。谭其骧来浙大史地系后, 在这种史地结合的氛围中, 得以结识了大多数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 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 弥补了自己地理学的不足。浙大史地系为他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1980 年谭其骧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唯一一位从属于自然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谭其骧曾讲: “历史好比演剧, 地理就是舞台; 如果找不到舞台, 哪看得到戏剧!”?这同样表达了史地结合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 体现史地结合思想的浙大史地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主要是随着地理学的方法, 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 需要更多更深的数理基础。而浙大史地合一, 又属文学院, 许多与地理有关的理科课程不能得到深入学习。所以, 随着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发展, 属文学院的浙大史地系所存在的不足也愈来愈明显。另外, 当时国内许多大学都采取历史与地理分系的形式, 而且地理系一般分属理学院。因此, 在浙大史地系内曾多年存在着史地分与合的问题, 不少师生, 尤其搞自然地理的师生多主张史地分系,但在系主任张其昀的坚持下, 浙大史地系一直维持到1949 年。杭州解放后, 原史地系所属历史组停办, 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 设立于理学院内, 由叶良辅教授担任系主任。至此,浙大史地系走完了其史地合一的13 年历程。

浙江大学史地系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历史, 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但它在系主任张其昀主持下所实践的“史地合一”思想及取得的成果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为什么浙大史地系与同期其他大学相比, 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产出、所培养的人才能有较大的后劲? “史地合一”教育实践中所蕴含的通才教育思想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科学技术自近代以来所呈现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两大趋势, 我们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考虑分化一面的多, 高等教育体制安排中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林立、严格分工造成了人才过分专业化, 综合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明显薄弱。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已经又一次向教育界提出了大力培养复合型通识人才的要求。当时浙大史地系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宝贵借鉴。

 

 

注释:

①张则恒: 史地学家张其昀传略, 《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366 页。

②张其昀著: 《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 华岗出版部,1963 年。

③⑥韩光辉: 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 《中国科技史料》, 第18 卷第1 期。

④张其昀: 地理学之新精神, 《史地学报》, 第2 卷第7期。

⑤《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 私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部, 1963 年3 月, 第15 页。

⑦《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私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部, 1963 年3 月, 张序。

⑧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100 页。

⑨?《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概况》, 1947 年9 月。

⑩?《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五号, 1948 年6 月11 日。

?楼子芳: 抗战时期浙大文学院社会科学期刊介绍,《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73 页。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复刊新四号, 1948 年6 月10日。

?葛剑雄著: 《谭其骧前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10 月, 第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