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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平 张立 于小涵]竺可桢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2016-06-16讲堂563 [    ]  [打印]

【摘  要】竺可桢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从 20 世纪初开始,竺可桢就大力倡导科技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气象学史、天文学史、地学史、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不少开创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始终关注科技史,特别是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支持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并亲自筹划组建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还积极推动中国科技史界参与国际交流,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竺可桢的生平、业绩和他的道德、人品,以及在多个领域的不朽贡献,业已构成为“竺可桢学”,竺可桢也自然地成为中国科技史至重、 至尊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竺可桢; 中国科技史;竺可桢学

 

竺可桢(1890.3.7- 1974.2.7,浙江上虞人)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国科技界、 教育界的一面旗帜。2010 年3 月 26 日, 在北京举行了“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会上发表了《学习和继承竺可桢先生的宝贵思想遗产》的讲话, 他指出:“竺可桢先生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领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他执着的“求是”精神、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办学成就,在我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领导和指导了我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地学规划制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工作,为新中国科技大厦的奠基立业,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

考察和梳理竺可桢的科学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竺可桢筚路蓝缕,开创并组织领导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丰功伟绩和他留下的大量科技史研究的资料和思路、观点,则更是中国科技史教学与研究的丰沛源泉。

 

一、 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

关注并热心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是竺可桢不朽科学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20 世纪初,竺可桢留学美国时,他就积极参与筹建中国科学社,并成为该社主办的《科学》杂志早期科普与科学史论文的主要撰稿人。竺可桢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就刊载于《科学》杂志第2 卷第5 期。后来,他还在《科学》上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和《塘江怒潮》等多篇论文。1918 年归国后,竺可桢又发表了《空中航空之历史》、《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气象学发达之历史》、《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诸多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在竺可桢近60 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共发表了90多篇科技史方面的论文、 讲话和书信。而在他遗存的900 多万字的日记中,有关科技史的文摘、思考、论述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宝贵财富,其中不少研究论文具有开创性意义。

1926 年6 月,《科学》杂志发表了竺可桢的论文《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这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系统地研究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等方面的重要贡献的论文,文中许多观点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1927 年同时发表在《科学》和《史学与地学》两个刊物上的论文《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是竺可桢在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它开辟了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我国古代天文史料的道路,而且还对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竺可桢运用科学的方法,经过准确的计算分析,最终认定:《尧典》中所记的四仲中星,有三个是殷末周初的天象。这一研究结果为确定《尚书》的写作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考古学家徐炳昶对竺可桢这篇文章赞誉有加,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序言”中说: “读到《科学》上所载, 专家竺可桢先生所著《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 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2]

1944 年,竺可桢发表在《思想与时代》第34 期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结束了科学史上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一百多年来的争论,改变了“中国有资料而无研究”的被动局面。文章中给出了一个一锤定音的结论: 二十八宿最早起源于中国,继而传到印度,然后再传到其它地区。而起源的时代,直到1979 年,才由夏鼐的研究确认为“至迟当约为春秋中后期”[3]。

1936-1949 年,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始终在关注和推动科技史教学与研究。在这一时期,浙江大学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史地合一的研究传统,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新设了史地系,还规定:所有学生,无论文科理科,都要学习中国通史。竺可桢把每周一次的纪念周集会变成著名教授进行学术演讲的讲坛,学校与浙江广播电台合作举办学术广播演讲,史地系与浙江省图书馆合作开设学术讲座,各院系也分别举行学术研讨,促进学术交流。这些举措大大推动了浙江大学的科学史教育与研究的蓬勃开展。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6-1937 学年, 浙大教授所撰写的有关浙江人文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讲稿和论文就有近20 篇,如:竺可桢的《浙江省之气候》,朱庭祜的《浙江省之地质》, 董秉茂的《浙江省之生物》,张其昀的《浙江省之现势》、《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和《东坡先生在杭事略》,顾谷宜的《浙江之人口问题》 钱宝琮的《浙江科学史》(上)和《浙江畴人著述记》,陈训慈的《浙江之史学》,贺昌群的《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景昌极的《王阳明先生学说之新估价》王焕镳的《万季野先生之学术》,以及李源澄《浙东史学之远源》等[4]。

在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艰苦岁月里,科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也未曾中断,而且还得到进一步深化,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钱永红先生对这些成果作了细致的整理,现将其中较有影响者罗列如下:

竺可桢:《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测天》,《科学与革命》,《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伽利略对于天文学之贡献》,《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 《科学与国防》, 《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学与世界和平》, 《阳历与阴历》, 《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中秋月》。钱宝琮:《甘石星经源流考》,《曾纪鸿< 圜率考真图解> 评述》,《金元之际数学之传授》,《牛顿天体力学赞》,《读-考工记-六首》, 《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原因》, 《二十八宿之来历》,《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几个数学名词的商榷》, 《明史历志-纂修纪略》。章用: 《垛积比类疏证》,《越历朔闰考》,《阳历甲子考》,《夷佛历解》, 《朱世杰垛积术广义》(与方淑姝合著)。谭其骧: 《播州杨保考》,《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 《西汉地理杂考》, 《辽史-札记》,《辽史-订补三种》,《秦郡新考》, 《秦郡界址考》, 《贵州释名》,《羯考》, 《记五胡元魏时代之丁零》, 《记翟魏始末》,《行省称名建置疆域溯源》,《近代杭州的学风》,《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 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 《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方豪:《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 《伽利略与天主教之关系及科学入中国之关系》, 《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 《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纪念》,《康熙前钦天监以外研究天文之西人》,《伽利略与中国关系之新资料》,《拉丁文传入中国考》, 《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 《汤若望汉名之来历》刘操南: 《周礼九数解》, 《海岛算经源流考》, 《中国代数名著< 益古演段> 评介》, 《九章算术注祖暅之开立圆术校补》,《释球积术》张其昀:《遵义新志》,《中国之自然环境》。张荫麟:《中国史纲》, 《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泰戈尔与爱因斯坦论实在与真理》。陈立:《科学之社会背景》, 《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5]。

在竺可桢先生的气象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特别需要强调。他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最多,涉足时间最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写了不少文章,但一生专门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就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我从1922 年开始研究, 已经50 年了”。1924 年,竺可桢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气候变化的论文《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在这以后的十年中,他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在这三篇文章的基础上,他又广泛地查阅中国古代的史籍,以及地方志、游记、 日记等史料,并加以整理,最终建立起了系统、 完整的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资料。1966 年, 他完成了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 ,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改。论文的中英文稿分别于 1972年和1973 年先后发表在复刊的《考古学报》第1 期和《中国科学》第2 期上, 又被转载于1973 年6 月19日的《人民日报》[6]。

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在《竺老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慧眼与卓识》一文中指出: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发表,“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无疑地,此文即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开山之作,它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各国学者们无论肤色和年纪, 一致地赞许有加。如今39 年过去了,当年怀着景仰之情拜读论文的黑发人已成白发人,可是我们却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 飞快发展, 新的古气候记录大量涌现, 然而竺老当年勾画的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他指出的过去五千年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经典论述,却是一再地得到印证和确认。对此, 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服—— 伟大!”[7]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在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作为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早在1925年,先生连续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等4 篇论文,提出了由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气候记载来探究气候长期变化的新途径,成为我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始终不懈,于1972 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给出了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过去五千年期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重要论述,至今仍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经典之作。竺可桢先生尽毕生之力,厚积薄发, 以他独具的慧眼及时将所见、 所知的早期气象观测记录作了详尽记述,为我国气象科学的发展乃至今天的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是的科学精神,提出-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 .对我们今天科学理性地认识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醍醐灌顶之效。”[8]

 

二、 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竺可桢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直至 1972 年逝世。“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 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建院之初的首要任务,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重新组建新的科研机构。由于竺可桢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9] 1955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后,他又兼任生物学和地学部主任、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等数十个社会兼职。在繁忙的工作中,竺可桢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化、体制化和系统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是新中国科技史研究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1951 年1 月,竺可桢即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谈及科技史研究的组织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与仲睽谈李约瑟寄来《中国科学文化历史》目录事, 因此谈及中国科学史应有一委员会常以注意其事,以备将来能成一个研究室,而同时对于各种问题,如近来《人民日报》要稿问题也可以解决。”[10] 从那时起,竺可桢就开始筹划成立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以及出版《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等事宜。1951 年3 月,竺可桢写信给著名数学史家、 浙江大学钱琢如(即钱宝琮) 教授, 征询拟调刘操南作为《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编辑人员的问题。1952 年初,又委托华罗庚去杭州时与苏步青、 陈建功商议,可否调钱琢如到中国科学院编写中国数学史[11]。

1952 年底,竺可桢与吴正之( 吴有训)、 陶孟和两位中科院副院长再次讨论中国科学史研究问题:“因近来对于编辑教科书,自然科学方面,统要一点各科的发展史。以是才知道对于科学史尤其是中国科学史之需要。”我个人意见以为非有专人来主持,否则还是要落空的。所以主张把钱琢如或刘朝阳调到院来专任其事。[12]

1954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竺可桢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物理学家叶企孙和历史学家侯外庐,委员有向达、侯外庐、钱宝琮、李俨、叶企孙、丁西林、袁翰青、侯仁之、竺可桢、陈桢、张含英、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涛、刘庆云、王振铎[13]。

1954 年8 月27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一文,既讨论了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性和爱国主义现实意义,又讨论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记录及重大发明对现代科技的价值,以及对世界科学史、 文化史的贡献,强调“我们古代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异常丰富,我们再不能置之不理, 任其埋没于故纸堆中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

1956 年,在制定12 年科学发展规划过程中,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席泽宗等起草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的科学史部分,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布局中的正式地位。

经过竺可桢的不懈努力,并经请示周恩来总理批准,终于在1955 年和1956 年,我国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李俨、严敦杰才艰难而又荣幸地齐聚北京,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1957 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并在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开始办公。从此, 中国才有了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从此进入组织化、体制化和系统化的新阶段。

将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是竺可桢多年来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要贡献。早在1944 年李约瑟博士两次造访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时,这项工作就已开始。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约瑟与竺可桢开始了结缘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长达 30 年的情缘。

1944 年10 月,李约瑟第二次来到遵义和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 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与浙大师生座谈交流。李约瑟原计划在浙大访问四五天,结果却发现可看的东西太多,浙大的诸多学术成就令他非常惊讶,最后待了整整八天。就是在那时,李约瑟发出了“西南联大是东方牛津,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赞誉。在湄潭期间,李约瑟仔细听取了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和钱宝琮的《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等科学史专题演讲。经竺可桢介绍,他结识了钱宝琮和王琎, 并专门拜访了他们,与钱宝琮的科学史交流一直延续至深夜。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 钱宝琮、 王琎三位的名字。48 年后的 1992 年8 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在宣读李约瑟的贺词时,又特别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何教授还在浙江省领导的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 王琎、 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14]

抗战胜利、 浙大复员返回杭州后,竺可桢利用各种机会,为李约瑟收集了不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文献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海运到剑桥大学赠送给李约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 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 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 1726年)。”

新中国成立后, 李约瑟曾八次访华,与竺可桢的情谊更加深厚。竺可桢是李约瑟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最积极热心的支持者,而李约瑟的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他们俩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构筑起了中外科技史研究交流的桥梁。

在李约瑟的支持与协助下, 1956 年9 月,以竺可桢副院长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功地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使中国的科学史研究正式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1961年10月,竺可桢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组织的欢迎会上,李约瑟在结束《古典中国的天文学》讲演时,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讲话,由衷地表达他对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情厚谊。他说:“请允许我以张衡、一行、郭守敬及贵宾们自己的语言再说几句。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 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我们也祝愿中国科学院同行们的天文学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预祝诸君的访问圆满成功。为了和平和人类利益的国际科学合作万岁!”

1974 年2 月7 日,竺可桢病逝的噩耗传至英国,老友李约瑟深感悲痛。他在《自然》杂志上特别撰文,称赞竺可桢“具有远见卓识,同情他人,和蔼可亲,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科学家都对他的成功帮助深表感谢。”[15]

 

三、 现代中国科技史和教育史至重、至尊的研究对象

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一百年中也不过七八个人。”[16]

二十年前, 在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谈家桢院士曾动情地说:“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深深地认识到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了。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去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17]他还特别强调“蔡先生之与竺先生相比,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是在和平时期,而竺先生接长浙大时期,正好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困难程度当比和平时期要困难得多。竺先生自奉清廉,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学校西迁泰和时,竺夫人病危、病故,他都不能很好照顾料理,他为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凄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不断搬迁流亡中的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17]。因此,谈老呼吁:“我希望各有关方面,大家都来总结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我认为竺先生的办学是个好榜样,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17]

虽然竺可桢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仅是他众多学术成就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开拓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和组织领导中国科技史研究体制化、系统化和国际化的丰功伟绩已使竺可桢成为中国现代科技史至重、 至尊的研究对象。为纪念竺可桢先生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巨大贡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2001 年起特别设立“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不定期地邀请国际第一流的科学史家前来主持讲席;此外还设立“竺可桢科学史奖”,每三年一届,评选在东亚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并给予奖励。

竺可桢先生逝世三十多年来,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和浙大国内外老学长、老校友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深情怀念与崇敬。特别是在197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竺可桢文集》,以及20 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卷本总共300 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录)后,在竺可桢研究会的推动下,关于竺可桢的研究日渐广泛与深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入21 世纪后,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被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 20 卷《竺可桢全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更为竺可桢研究构筑了新的更为坚实、广阔的平台。一个新的竺可桢研究的高潮正在形成。

《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国人以‘立德、立功、 立言’为不朽,纵观竺老之一生,‘三立’皆备。他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享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一代宗师之誉,研究水土风云, 成果惠及百代,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 [18]

《竺可桢日记》( 目前的公开出版的内容最多的“竺可桢日记”,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第6-19 卷所收录的竺可桢1936- 1974 年的日记,约1 000 万字),是竺老一生“公忠坚毅”、 无私、“慎独”的真实记录,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特殊的价值有三:首先,其私密性令其弥足珍贵。日记是竺老生前仅用于备忘、 自省的实录,从未示人,甚至连亲人们都未曾看过,更没想到要公开发表,因此文字特别朴实、直率、 坦诚, 可信度很高。

其二,由于竺老特殊的社会地位,他接触了许多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秉笔直书,殊显珍贵,是研究20 世纪中国科技史、 教育史、 文化史、 军事史、 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永久性的基础资料”。

其三,竺老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物候观测、 记录和记日记, 直到临终前一天,还记录当天的天气预报,其坚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堪称科学家的楷模。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地理学家严德一教授就提出了研究“竺学” (即“竺可桢学”)的问题。1989 年11 月,刘操南教授在其主编的《一代宗师竺可桢》的前言中评价说:“竺师治学,重视实验,高瞻远瞩,博览群书,翱翔、驰骋于中国特有的丰瞻的历史文献和近代、当代欧美科学成就之间。学贯中西,文理渗透,予以融合和阐发。他的科研,跨越了不少学科,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特殊风格和特殊贡献。这一特色,不少教授尊称之为‘竺学’”[19]。1990 年2 月,刘操南又在《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发表了《竺学蠡测》一文,系统论述了他的“竺学”观,为“竺可桢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操南教授认为:“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即‘竺可桢学’ 的概念,态度严肃,涵义深邃。严先生所称:‘竺学’,盖指竺师的气象学、地理学、古物侯学等的光辉业绩,卓越贡献。卢嘉锡教授谓:‘他(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的一名忠诚战士。’这三个‘一’字为学术界所公认,‘竺学’范畴,或当于此着眼。或谓‘竺学’,理应阐发竺师的治学方法,学术特色。”刘操南进而提出: “‘竺学’为何? 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此十六字, 竺师复以其所倡导的求是精神贯之。”对此十六字,他还进一步作出了详细的诠释[20]。

二十多年过去了,“竺可桢学”的研究在今天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 正如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竺可桢全集》的序中指出的:“我深信,《竺可桢全集》的出版,不仅将为研究20 世纪中国科学史、 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提供永久性的基础资料,而且通过挖掘竺老的学术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老终生坚持的爱国、求是和敬业精神将得到进一步弘扬,对我们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定会提供极大的助力。”[21]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浙江大学海内外广大校友们众多鲜活的回忆和深入研究,实际上已经为“竺可桢学”的研究写出了良好的开篇。而且“竺可桢学”研究的领域也在进一步拓宽,即不仅包括竺可桢本人的生平、业绩、学术思想、办学理念,以及为人做事的方方面面等(这是核心部分),还包括与竺可桢一道为锻造浙江大学“求是”魂魄,为推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在创建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过程中,共同奋斗的师友和同事们的贡献。而竺可桢为中国科技史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理所当然也是竺可桢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G] .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3.

[2] 《竺可桢传》编辑组. 竺可桢传[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287- 288.

[3] 《竺可桢传》编辑组. 竺可桢传[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290.

[4] 钱永红. 竺可桢: 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G] /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71.

[5] 钱永红. 竺可桢: 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72- 73.

[6] 陶诗言. 在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19.

[7] 张德二. 竺老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慧眼与卓识[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108.

[8]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G] //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3.

[9]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一卷[ M] .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10.

[10] 竺可桢日记: 第三册( 1950- 1956) [Z]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 142.

[11] 钱永红. 竺可桢: 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78.

[12] 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 第三册( 1950- 1956) [Z]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 347- 348.

[13] 钱永红. 竺可桢: 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78.

[14] 钱永红. 竺可桢: 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75- 78.

[15] 钱永红. 竺可桢: 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G] // 秦大河. 纪念竺可桢诞生120 周年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75- 78.

[16] 竺可桢. 看风云舒卷[M]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1.

[17]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电教新闻中心. 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G]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0- 11.

[18]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四卷[M] .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14.

[19]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代宗师竺可桢[M]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2.

[20]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电教新闻中心. 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G]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274- 275.

[21]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一卷[M] .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5- 6.

 

本文原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