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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民 王爱国 吕阳 王素文 王金瑶等]浙大西迁——抗战期间中国高校西迁的缩影

2016-06-14讲堂1140 [    ]  [打印]

一、抗日战争与高校西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八年之久的野蛮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对高等学校实行狂轰滥炸。为了保存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沿海高校不得不逃避战火,进行大规模的流亡搬迁。据粗略统计,在抗战八年间,加入西迁队列的全国高校累计达100余所,搬迁校次逾200次之多。

西迁较早的当数清华、北大等校。1937年7月底,南开大学首遭日军轰炸,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随后,北平沦陷,日军强行驻兵北大、清华等高校。1937年11月,清华、北大、南开被迫南迁长沙,三校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事蔓延至长沙,临大于1938年2月至4月间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的高校西迁规模宏大,西迁各校的情形各不相同,有些高校因交通工具得不到解决,或因搬迁经费难于筹措,只得在省内辗转流徙;有些高校西迁后被并入当地高校,如东北大学于1938年6月被并入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复员;也有一些高校对全面抗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搬迁稍迟,损失较重,如同济大学于淞沪抗战前夕滞留上海市内,后举凡六迁,历尽艰辛,于1940年冬迁往四川南溪,而在南溪仍频受日军扰乱,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但西迁各校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绝大部分高校都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的考验,不仅在后方得以恢复,一些高校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浙江大学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二、浙江大学西迁历程与办学概况

随着卢沟桥枪声的响起,杭州旋即成了日军轰炸的一个目标,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州只有12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处于虎口的浙江大学被迫加入中国高校史无前例的大流亡行列。为应战时需要,浙大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竺可桢校长担任主席。竺校长和他的同事们为了使大学的西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决定将浙江大学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

竺可桢校长先将一年级新生迁到西天目禅源寺。在这里,浙大充分利用师生朝夕相处的便利,在国内率先推行导师制。1937年11月15日,当时仍居浙大本部的师生全部到达建德。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11月下旬,浙西告急,天目山的一年级新生也搬迁至建德。

1937年11月20日,苏州陷落,日军逼近嘉兴,学校决定再搬至江西南部。竺校长亲自奔波,联系落实校址事宜,后江西省政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

在从建德向江西搬迁中,学生分成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途经金华时,刚好金华遭袭,金华转瞬萧条,柴米难得,但浙大师生没有消沉,继续前进。700多箱图书仪器都是师生职工亲自动手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抵达江西玉山后,竺校长冒着严寒四处奔波,联系车辆,最后才由铁路局帮助将图书仪器运抵江西樟树镇。浙大师生转抵吉安,住下后,学校即开始上课,并进行了期末考试。约两个月再迁至泰和。在泰和,师生继续教学,科研也未停止。为了弥补搬迁期间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教职工和学生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浙大的一切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赞扬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最好的一所。

“读书不忘抗战”,浙大师生为配合抗战的需要,继续出刊在建德开始出版的《浙大日报》,刊登国内外新闻及校闻、名著、通讯等,多次进行宣传演出,组织捐献等活动。

浙大师生还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泰和地处赣江流域,夏天大雨时,当地人民必遭水害。浙大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负责修筑防洪堤的全部技术工作,竺校长担任堤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防洪堤修筑完工后,当地人民未再遭水灾。浙大师生还帮助当地人民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创设了澄江学校。竺校长还很关切泰和县农村衰败、人丁锐减的情况,派在当地工作的两位毕业生对吉安地区11个县区的部分乡村进行调查,获得了当地农村的不少情况和资料。

1938年6月下旬,日军进逼江西,是年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浙大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竺校长又亲自出马。竺校长赴广西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期间竺夫人和儿子病逝。但竺校长强忍精神上的沉重创痛,仍然力疾从公,坚持工作。竺校长决定先迁广西宜山,迁校委员会对于入桂路线、人员分组、出发日期、图书仪器运输、车船调度、房屋准备等,事先都作了详细的规划并明确分工。1938年10月底,所有教职员和师生全部安抵宜山,这次搬迁图书仪器的运输也费了许多周折,甚是颠沛。学校于11月1日开学上课。

为勉励师生,使师生牢记“救国不忘读书”,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并决定请著名学者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浙大师生在宜山的生活非常艰苦,既受疟疾肆虐,又遭空袭威胁,吃、穿、住、行也很困难,但师生们以苦为乐,教学活动照常进行。各年级的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划完成。据统计,当时各学期的实际上课日数,超过了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师生们还积极开展实验教学。宜山的地质、气候、风物、人情、经济、疾病等具有特殊性,浙大各系师生,如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都在和自己有关的学科方面结合实际加以科学研究。学术探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各系的学术讨论经常每周举行一二次,每个系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都必须出席,各人轮流作报告。各位教授,包括系主任、校长,经常被邀请作学术报告。浙大师生将这些研究和探讨成果以文字或实际成果表现出来,贡献给当地。如养蚕的示范,工程的经营,都带动了当地各方面新的发展。帮助当地普及教育,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也是他们的必定项目。

1939年11月25日日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浙大于次日决定筹备再次搬迁。经实地考察,决定迁至贵州遵义、湄潭。1939年年底,浙大师生先将大部分图书仪器迁移,1940年1月,浙大正式全面迁校,时值隆冬,又缺车辆,浙大师生一路顶风冒雨,经过艰苦努力,才使学校胜利地迁到贵州。开始时由于条件限制,学生分散在贵州的青岩、遵义上课。

1940年浙大在贵州的校舍准备就绪,总体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浙大迁到遵义不久,竺校长就明确提出:浙大“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当时整个中国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浙大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可用“箪食瓢饮”形容,但教学工作仍有序地进行。教学上,各学科十分重视实践实验教学,各系都有实验室,师生养成勤于实验之风。在遵湄时期,学校的实验室、研究室达62个,还有实习工场和农场。在教学方法上竺校长亲自指导推行导师制,具体做法是采用师生互选、自由结合的办法,每一位导师带十余名学生,师生事先约定时间,每学期见面近十次。竺校长在挑选导师时,不以是否国民党党员,是否“忠于党国”为标准,而认为凡担任导师者,必须“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也。”

尽管当时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电灯照明,但是教师们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文学院结合当地特点,对遵义的地理、历史进行了研究,开展了考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写出一些极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对当地工农业的开发具有实际意义。农学院的科研走的是和当地生产相结合的路子,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瓜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及湄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等等。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研究均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浙大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校出版了数十种刊物,为师生提供发表论著的园地。

是求是精神和竺可桢校长民主办学精神,使浙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上均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浙大的学生在全国学业竞赛和公费出国留学生选拔中胜出,在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科研记录中,浙大的学术论文甚多,名列前茅。浙大声誉日隆,当时许多专家学者慕名而来,还使浙大得以邀请到不少当时颇有声望的教授,如丁绪贤、丁履德、么枕生、丰子恺等都在遵湄时期浙大工作过,遵义、湄潭遂成了专家云集的文化圣地。

浙大师生一方面刻苦求知,另一方面竭力普及科学知识,启发民智,如浙大工学院曾在遵义东门外举办展览,供当地父老参观,展出的有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柴油机等。在扶植当地教育事业方面,浙大曾将当地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校师范学院的所属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示范,都作了许多具体工作。还开办教师进修班、辅导工业、农业职业教育,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等,浙大师生还在遵义、湄潭、永兴3处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在浙大师生的影响下,当地青年求学之风日盛。农学院则积极从事农业推广工作,农学院设有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马铃薯、番茄种植的推广等,农业推广工作直接影响着当时遵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浙大对遵义地方工业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浙大史地系教授发现了团溪锰矿,这促使当地锰矿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在遵湄,浙大师生仍“读书不忘抗战”,组织战地服务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参加各项社会服务工作,浙大进步学生社团活动也很活跃,竺校长对这些活动都给予支持和鼓励。抗战胜利后,浙大师生又投入反内战斗争,1946年4月湄潭浙大的“新潮社 ”、“文萃社”、“春草社”等8个壁报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呼吁维护政协决议,结束法西斯专制。

在贵州,浙大在规模上得到较大的发展。截至1946年秋浙大复员时,浙大共有文、理、法、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27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分校。学生人数也有所增长,至1946年,在校生已达2171人,比西迁前增加了二倍多,教职工也有所增加,教授、副教授人数从70人增加至210人。在遵湄时期浙大还开始了研究生教育。1941年9月,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和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招收研究生17名,1942年7月在三研究所学部的基础上成立浙大研究院。

浙大在遵湄期间,当地的父老乡亲长期和浙大师生和睦相处,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才使浙大师生在艰苦岁月中安心治学。竺校长则把这段时间看成是学生亲民的难得机会,认为这种亲民是一种很可贵的教育。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竺校长为纪念浙大长期在遵义定居办学,在遵义浙大总办事处门前立一石碑《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从此,浙大在当地父老乡亲心中深深扎根。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7日,浙大在遵义的师生分批返杭,1946年9月,分散在遵义、湄潭、永兴、龙泉四地的全校师生员工,终于在离校西迁九年后,重新汇集于杭州,重新成为一个整体。

 

三、浙江大学西迁历程的特点

在抗战期间,我国西迁的高校数量众多,凡100多所。而在这些西迁高校中,浙江大学西迁既有自身独特的经历和影响,又体现了我国高校西迁的总体特征,最具典型意义。

与我国其他西迁的高校相比,浙大西迁具有完整性、互助性、先进性等特点。尽管这些个别特点不仅仅为浙大西迁为独有,但它们结为一体则构成了浙大西迁的显著特征。

1.完整性。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是我国少数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在西迁过程中,虽历经艰难、数易驻地,但始终高举浙江大学之旗帜,为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而在此期间,迫于形势,许多国立高校只能通过合并或改组维持办学。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建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与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组建了国立交大贵州分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等。其中有些高校不仅校名有所变化,其办学条件也遭受日军破坏,如北大、清华两校,日军进攻华北时,校长们正在教育部商议迁校事宜,许多图书、仪器设备未及运出,清华大学校长虽事先有所准备,在长沙造了校舍,也事先托运了一批设施,但辗转途中大多丧失,以至于时人认为不可报考西南联大,因其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培养不出好学生。相比之下,浙江大学虽搬迁次数较多,但教师、学生和办学条件基本能完整西迁,这为浙江大学保持办学实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浙江大学在西迁过程中学校规模和办学水平不降反升,被誉为“东方剑桥”当与浙大西迁之完整性密切相关。

2.互助性。浙大西迁离不开竺可桢校长的有力领导,离不开广大师生的共同奋斗,但也离不开西迁途中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浙大西迁,但随战事而定,因战局不可逆料,故有六迁(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等校亦如此)。因而在西迁途中,师生安顿、教学、科研常无必需之用房、场地,其时若无地方支持,各项工作必难开展。浙大西迁所经之处,当地或挪让若干庙宇祠堂,或商借校舍,或出租私人宅第,以供浙大办学所需,并为师生教学、研究、生活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而在此期间,浙大也积极为地方服务,办学校、开民智、育良种、促生产,帮助途中所经各地,正是这种互帮互助、共度国难的鱼水之情,使浙江大学深受地方的爱护和支持,使浙江大学能历经危难而不断发展,也在各地播下了文化科学的种子,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综观当时西迁各高校,能与地方相处如此融洽、能如此关注国计民生而将民众之实务融入教学科研之中,实现学校与地方互相帮扶、共同发展的并不多见。

3.先进性。西迁之前,浙江大学虽为国立大学,但它在国内的影响并不大,而在西迁之后,浙江大学已成为国内少数名校之一,时获“北有北大、清华,南有浙大、南大”之评。历经危难而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浙大西迁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浙大西迁谱写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爱国主义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鉴于我国高校师生在抗战前和抗战中一贯表现的反日倾向,日军将高等学校作为重点破坏对象,试图以此摧毁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这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存亡的重要关头,浙江大学与我国许多高校一样,作出了迁校办学的决定。迁校办学,当然是避免日军轰炸、寻求稳定办学环境的无奈之举,但其中却包含了浙大广大师生寻求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反映了广大师生所拥有的爱国热情。正是这种热情支持着浙大师生克服艰难,坚持教学、科研;正是这种热情,激励着浙大师生在西迁途中不断宣传抗日、鼓动抗日、支持抗日、甚至直接加入抗日军队。因此,浙大西迁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避难行为,而正如彭真委员长所说是一次“文军长征”。浙大西迁历经浙、赣、粤、桂、黔诸省,在中国大西南半壁江山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坚定了战胜日寇的信心,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促进了后方的建设和发展。

——浙大西迁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抗战期间,兵荒马乱,交通阻塞,经费不足,疟疾横行,广大师生经历了食缺菜肴、衣难避寒、行无车马、病少药物的艰难,同舟共济,西迁5000里,每到一地即行教学、科研,为弥补行军所失之时间,不畏劳苦,昼夜加班,竟于长途跋涉中按期完成教学计划,使人才培养从不间断,历届毕业生均能如期毕业,奔赴岗位,为抗战和国家建设建功立业。尽管条件艰苦,广大教师仍坚持科学研究,这段时间浙大的学术论文甚多,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而且其研究“水平显然是很高的”(李约瑟语),如文学院张其昀的《遵义新志》、刘志远的《遵义锰矿》、夏承焘的《词学》、丰子恺的中国画论,理学院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研究、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究、何增禄的光学、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工学院王国松的电工数学、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农学院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吴耕民的蔬菜瓜果新种试植和推广、彭谦与朱祖祥的土壤酸度研究等等,不胜枚举。正是看到教师们在艰难的条件下活跃的研究工作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才于1944年两次访问遵义、湄潭后,在他发表于英国《自然周刊》的文章中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并在回国后的演讲中称浙大、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相媲美。

——浙大西迁确立并实践了求是校训,拓展了大学的职能,实现了办学模式的转型。浙江大学源于求是书院,但以“求是”为校训则是西迁时期的决定。1938年11月,竺可桢校长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并最终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尽管目前未及考证提出以求是为校训与西迁有无必然联系,但非常清晰的是,“求是”的内涵是在西迁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和丰富的,而西迁之路正是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求是创新之路,浙江大学今日的发展也是在继承发扬求是创新精神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求是”校训的指导下,浙大师生本着为抗战、为后方出力的满腔热情,将教学、科研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中国派生出了“社会服务”这一新的大学职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也从纯学术型走向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道路。

4.发展性。抗战期间,由于战事频繁,环境恶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尤其在1937年至1939年,不少高校遭日军破坏或在西迁过程中受到损失。据统计,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高校108所,在校学生41922人,教师7560人,到1937年,全国高校减少到91所,在校学生减少到31188人,教师减少到5657人。1938年和1939年虽略有回升,但仍未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1940年后,西迁高校逐步稳定下来,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开始有所发展,到1945年,全国高校达到141所,在校学生达到83498人,教师达到11183人,与1936年相比,高校数增加了30.56%,学生数增加了99.17%,教师数增加了47.92%。而在这一时期,浙江大学的发展最为迅速,1936年,浙大仅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学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浙大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学生达到2171人,比西迁前的1936年分别增加了1.87倍和3.24倍,学生的来源也从以苏、浙、皖、赣为主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诸省。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最艰难的1937和1938两年,浙大的事业还在不断发展,1937年10月,学校仅有3个学院,随校西迁的学生仅460人,加上教师职员约600余人,到1939年迁离宜山往贵州时,浙大已有文、理、工、农、师范5个学院,“五院之师生千有余人”(不包括龙泉分校)。 在整个西迁期间。即使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浙大的事业始终在不断发展,学院和系科在不断增加,研究生教育得到发展,师生规模迅速扩大,教学和研究从未间断、水平日益提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5.代表性。抗战期间,我国西迁的高校并非浙江大学一所,正如一些史学者所称,是一次大规模的“高校西迁运动”。尽管西迁高校数量众多、校情不一、经历各异,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构成了我国抗战期间“高校西迁运动”的总体特征,如爱国性、艰难性、传承性、开发性等等。由于西迁各高校的校情和经历千姿百态,往往有些高校在某方面特征上较为突出,而在另一些特征上却不太明显,而浙大西迁集所有特征于一身,最能体现“高校西迁运动”的总体特征。以爱国性为例,我国沦陷区高校之所以大规模西迁,关键原因在于这些高校在当时只有三种选择:(1)关闭学校;(2)接受日寇和汉奸的“维持”保管;(3)向内地迁移。众多高校选择向内地迁移的艰难之路,本身就说明了广大师生的爱国之心,表达了他们为国育才、坚持抗战的决心和责任心,也表达了他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念。而在这一点上,浙大校长竺可桢不仅于1937年11月与交大、暨南大学校长联名率先致电九国公约各位代表,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施以制裁,西迁期间,浙大学生组织“呐喊团”、“步行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拓荒社”(1940年后称“马列主义小组”)、“黑白文艺社”、“黎明歌唱队”等各种进步学生社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举行慰劳抗日战士的义卖和募捐,进行战地服务等,广泛开展爱国救亡运动。浙大的西迁及其在西迁过程中的杰出表现正是“高校西迁运动”爱国性的鲜明写照。又以继承性为例,就总体而言,抗战期间的“高校西迁运动”不仅为我国抗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更重要的在于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使我国高等教育传承不至于因战争和日寇的蓄意破坏而中断,而最能体现这种传承性的当数浙江大学。经过西迁的浙江大学不仅校名未变,办学条件保存完好,它在西迁过程中保护和培养的科学家数量之多、它对新中国重建高等教育体系贡献之大、它的西迁办学遗址保存之完好在所有西迁各高校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四、浙江大学西迁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上,浙江大学西迁及其所代表的中国高校西迁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历史意义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西迁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坚定了民众战胜侵略者的信心,有力地支持了抗战的不断进步和最后胜利。“九一八”事变后,浙大等国内高校的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宣传队等,热情而勇敢地投入到反日爱国斗争中。西迁过程中,以浙大为代表的西迁高校师生更加积极地采用集会演讲、义务演出、张贴壁报、游行示威、编印报纸、教唱歌曲等各种形式向广大民众、向全社会宣传抗日,每个“高校都是一支富于热情、富有成效的宣传队”。许多师生宁愿自己忍饥挨寒,以自己仅有的钱财或以义卖、义演所得捐献给军队、难民;有些师生则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或参加战地劳军、战地救护等,抗战期间仅被征调的高校学生就达3600余人,自动参战的学生数量更多。其中就有不少学生参加新四军或奔赴延安,活跃在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战场上。与此同时,浙大等西迁高校急抗战所急,积极根据抗战需要,加设专修科和增添有关专业技术课程,加速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以应前方军技和后方开发之需要”,同时积极调整科研方向,开展与战事有关的项目研究,解决战事所需技术问题。广大西迁师生所作的努力有效地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西迁运动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根基,为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日本在军事侵略我国的同时,为达到其文化扩张、精神统治的目的,大肆破坏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我东北地区13所专科以上学校就被毁灭殆尽,“七七事变”后,日军更加“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恣意轰炸、焚掠,“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二十三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而且必欲使受摧残之机构“不能复兴”。因而,我国高校若不西迁,南开大学之惨剧、燕京大学之命运就会不断发生,中国高等教育就会断送在日寇之手。高等学校不仅不能为抗战培养人才,而且会使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浙江大学为例,西迁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教学仪器设备,也保护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和广大学生,并在抗战期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部委员中,有1/4在遵义湄潭工作或学习过;当时在浙大任教或学习而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的有54人。西迁复员时,浙江大学有教授132名,副教授59名,其中一大批教授(94名)、副教授(26名)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调到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成为这些高校的骨干力量。

3.浙大等西迁高校在迁移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教风,实现了高等教育的转型,为各高校的发展积累了一笔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抗战前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仍摆脱不了封建时代人才培养的烙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并不密切。西迁过程中,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为国效力的良好愿望,浙江大学确立了“求是”校训,北大、清华等高校也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以浙大为典型的许多西迁高校把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后方建设、与抗战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积极为抗战、为地方建设提供科技服务,为社会培养实用人才,从而转变了大学职能仅局限于教学和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脱节的原状,使教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互相联系,使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正是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提高了浙江大学等部分西迁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培养了一大批为抗战和新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才,也从办学理念和优良传统上丰富了浙江大学和其他西迁高校今后发展的精神内涵。

4.西迁运动开民智、促生产,推动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文化相当落后,而抗战期间的高校西迁运动则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西部大开发。在西迁过程中,广大师生结合各自专业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帮助地方消除灾害,改进生产,发展文化,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在这些方面贡献最大的浙江大学为例,在除灾兴利方面,浙大三迁至泰和时,发现当地上田村一带常患水灾,每当洪水暴发,其地尽成泽国。浙大迁抵后,即着手测勘地形,筑堤防洪,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此项工程,自此虽遇洪水暴涨,其地“田禾无恙,庐舍安然”。农学院的师生积极开展农业推广,帮助黔北防治大规模的病虫害,在遵义和湄潭等地进行马铃薯、番茄、蔬菜、西瓜、胡桃、小麦、湄红茶等研究和推广,为贵州培养农业专业人才;史地系的师生进行地质勘探,为当地寻找矿藏(当时发现的锰矿目前已大规模开采)。凡此种种,数不胜数。在文化教育方面,浙江大学在三迁至泰和时,就创设了澄江学校。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后,浙大帮助省教育厅视察学校、制定教师培训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印辅导期刊;将贵州和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所属的辅导区,召开教学辅导会议,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会,开办教员函授学校;建立浙大附中,不少师生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为地方子女做家庭教师;由工、农、师范三学院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和“社教工作服务队”,举办学术讲座、民众学校、青年补习班、民众阅览室和各种展览会等等。学校的多方努力不仅为原本闭塞的西部地区带来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而且直接推动了当地的文化教育。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浙大西迁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源于浙大西迁所具有的广泛的代表性。浙大西迁是中国抗战期间整个高校西迁运动的缩影,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上百所高校、数十万师生在西迁运动所体现的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西迁高校普遍经历的艰难困苦、坚忍不拔的抗战办学旅程,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在艰难中奋发、在艰难中创新、在艰难中崛起的传承脉络,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奋发图强、服务抗战、振兴后方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业绩。可以说,以浙大西迁为代表的中国高校西迁运动是我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军,也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一个典型案例。缅怀这一段历史,使它更好地流传后世,将有助于激励一代代后人爱国爱民、奋发图强、创新创业、奉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