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黎坪]抗战时期浙大学科优势及其延续——四十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成绩比较分析
40年代，国内教育界曾流行过“北清华、南浙大”的说法。在国外，则称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为“中国四强”。诚然，老浙大以其综合性大学雄厚的实力，培养了一大批文、理、工、医、农、师范等多种学科的一流人才，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组成的浙江大学，能够在当时全国近120所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并非一墩而就，而是从1897年创校以来，经过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共同奋斗的结果。重温中国当代教育史，可以发现，进人30一40年代，浙大处于前列的地位已经确立。本文拟就1940年至1943年连续四届全国高校学业竞试成绩统计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以从一个重要侧面阐明老浙大的突出成就及其成因。
一、 四届学业竞试的概况
1940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持久战阶段。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高校经过大流亡、大迁徙，或转移到西南地区大后方，或分散在深山，少数则仍留在沦陷区，办学异常艰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鼓励国统区大学生在艰难环境中刻苦学习，尽量减少因战祸给人才培养带来的重大损失，决定进行全面统考、统评竞试。具体做法如下：以本科生为对象，分甲、乙、丙三类进行竞赛。其中：甲类—大学一年级学生报名参加，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或法文、德文）、数学三科；乙类—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参加，考试各系科主要科目；丙类—大学四年级学生参加，比赛毕业论文。
考试分初试、复试两个阶段。初试由各院、校独立主持；复试由教育部办理。各院校由校长、院长、教务长及系主任组成“学业竞试委员会”，以校长或院长为主任委员，另聘请有关科目的教授为考试委员，负责出试题、阅卷、评阅论文。初试选拔有名额限制，其中甲类以院、校为单位，80人选最优者一人为初选生；乙类以年级为单位，5人以上选最优一人为初选生；丙类选拔各系本年度毕业论文最优者一人为初选生。初选生筛选出来之后，由各院、校造册（丙类连同毕业论文）送教育部，参加复试。复试采取统一考试的形式。当时国统区有近120所高校，按重庆、成都、乐山、昆明、贵阳、桂林、辰溪、长汀、城固、香港、上海及其他（在原校）12片进行。一些著名大学如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办学）、同济大学在昆明，浙江大学在贵阳（分校在浙江龙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分校在上海）在重庆，厦门大学、福建协和医学院在长汀，岭南大学在香港，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在上海，武汉大学在乐山，四川大学在成都（分校在峨眉）等等，参加竞试。
凡初选生复试，其旅宿费由学校与教育部各承担一半。
此项竞试自1940年开始举行，连续举行了六届，直到抗战胜利（最后两届因客观原因未能公布结果）。
二、 竞试成绩统计与比较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进行过六届学业竞试，后两届成绩未能保留（最后一届复试成绩在重庆至南京转移过程中被水浸湿，未能公布）。现将第一至第三届甲、乙两类竞试成绩及第四届丙类论文竞赛成绩（本届甲、乙两类竞试未举行）予以统计与比较。为方便起见，按甲类、乙类、丙类分类进行统计。
甲类：1940年5月各校举行第一届初选考试，录取初选生共410人。通过教育部统一复试，录取决选生30名。其入选比例为13.7：1，难度甚高。30个决选生名额，分布在21所高校，未能人选之大学97所，两者比例为1：5。决选生最多的学校为：私立岭南大学（在香港）、私立东吴大学（在上海），各3名；其次为国立浙江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省立重庆大学，各2名。其余16所大学，如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各一名。
第二届，于1941年5月举行。甲类初选人数为斜7人，比第一届翻了一番.，录取决选生仅32名，只比上届多2名。其人选比例为26.3：1，难度又比首届增加了近一倍。决选生分布在16所高校，近百所高校未能人围。甲类决选生录取人数最多的学校，第一是浙江大学，共5名；第二名为国立中央大学，4名；并立第3名为私立岭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唐山铁道工程学院），各3名。首届并列第一名的东吴大学一名也未能进人决选生圈，首届第二名的浙江大学则跃居第一位。
第三届，于1942年6月举行。甲类初选人数为613人，录取决选生科44名，两者比例为14：1，录取难度稍有降低。决选生分布在27所高校。前三名为浙江大学（9名）、厦门大学（4名）、国立西北工学院（3名）。此届浙江大学遥遥领先。又，44个名次中，唯独浙江大学有两人占了4个名次，这两人二为浙大文学院丰华赡（国文科第一名、英文科第九名），一为浙大文学院丁儆（英文科第六名、三民主义第十名）。
乙类：第一届，与甲类同时于1940年5月在各校举行初选试。产生初选生619人，经教育部统考复试，录取决选生62人，录取比例为10：1。决选生分布在22所大学，五分之四的高校未能进人决试。决选生最多的前三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0名；私立岭南大学（在香港），7名；国立浙江大学，5名。2名以上的大学有：厦门大学（4名）、重庆大学（4名）、武汉大学（3名）、西南联大（2名）、交通大学（2名）、厦门大学（2名）、广西大学（2名）、金陵大学（2名）、复旦大学（2名）。
第二届，与甲类初试同于1941年5月举行。初选生721人，经统考录取决选生59人，两者比例为12：1。决选生分布在23所高校，占全部参赛高校的五分之一。决选生录取人数最多的，为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与国立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各占5名；厦门大学、岭南大学各4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广西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学院各3名。
第三届，于1942年6月与甲类初试同时举行。得初选生1100人，录取决选生89人。两者比例为12.3：1。录取决选生最多的是国立师范学院，12名（师范类院、校设16个名次，它独得12项），第二名为综合性大学国立浙江大学，11名；第三名为厦门大学，6名。其余为交通大学（5名）、中央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江苏省立医学院各4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理学院物理学系第一名为西南联大杨振宁，第二名为浙江大学龙槐生。杨振宁后来成为著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第一名获得者为浙大王启东，后成为著名的机械工程学专家、浙江大学校长。
丙类：1943年6月开始举行的学业竞试未举办甲、乙两类考试，只单独进行了论文竞赛。各校系科评选出最优论文2篇，共234篇，于7月送教育部评审，最后决出so篇最优论文。其比例为7.8：1。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各4篇，并列第一。其次为国立湖南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各3篇。次优特予嘉奖n名中，前2名皆为浙江大学学生，其中一名徐规，现执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
三、 浙大优异成绩所显示的学科优势
从上列四届抗战时期国统区高校学生学业竞试成绩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浙江大学独占鳌头的优异成绩：
其一，四届七种考试，始终保持前三名优胜地位的，唯有浙江大学，即第一届甲类第2名、乙类第3名；第二届甲类第一名、乙类第一名；第三届甲类第一名、乙类第二名，第四届丙类第一名。总共七项第一名中，浙大占了四项，即居一半多。相比之下，四届七种比赛中，三次进人前三名的有2所大学：岭南大学与国立师范学院，两次进人前三名的4所：国立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一次进人前三名的6所：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国立湖南大学、广西大学。这就充分反映了浙江大学独一无二、稳居领先地位的优异成绩。诚然，这仅仅是学生（从一年级到毕业班）分级统考的竞赛成绩；然而，假如没有多学科坚实、雄厚的师资力量作后盾，能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百多所高校统考竞赛场上，场场保持优胜纪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二，从获奖的学科，亦可看出浙大的学科优势。根据两组统计数据，我们可作下述分析：一是浙大学生在哪些学科中获奖；二是浙大学生勇夺第一名的又是在哪些学科。
据统计，浙大进人决选生的学科有中文、外国文学、历史、地理、教育、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化工、机械、电机、农业、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农业化学，还有三民主义（归属于政治）。以上学科分属于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其中决选生人数最多的是外文，7名，其余为：中文4名，数学4名，化学2名，地理3名，物理3名，历史2名，化工2名，电机2名，机械1名，教育1名，三民主义1名，农业1名，农业经济1名，植物病虫害1名，农化1名。此外，第四届论文比赛中，以次优特予奖励的n名中，浙大文科占2名，共16个学科（三民主义未计在内）。
浙大在16门学科中曾夺得第一名的学科，计有中文（2次）、化学（2次）、地理（2次）、历史（1次）、外文（1次）、数学（l次）、教育（1次）、化工（l次）、机械（1次）、电机（l次）、植物病虫害（1次）、农业化学（1次）。
四、 原因分析
一个地方性大学，进人40年代后一跃成为多学科优势突出、拥有7个学院、28个学系、10个研究所和2000多学生的国内外著名的名牌大学，并在全国高校学业竞试中连续获得好成绩，其原因何在？
首先，应该说是因为有一位好校长。1936年，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祯出任浙大校长。竺可祯校长学问博大精深，办学极有胆识，求贤若渴，高度民主，操守高尚，严于律己，躬体力行。一生以求是为准绳，“义所当死，死贤于人”，是他的信仰。他具有巨大的人格力量，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一上任，就创立“求是”校训，要求师生追求真理、忠于真理，延揽和团结了一大批在各个学科处于前沿地位的教授，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和严谨的学风，重视基础教育，从而使浙大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北京大学能成为中国最高学府，首先应归功于蔡元培校长；那么，浙江大学能跻身“中国四强”，就离不开竺可祯校长的巨大贡献。“竺可祯是蔡元培以后最杰出和最成功的大学校长。[1]——这是历史的公论。
其次，浙大当时拥有一支高水平、在各个学科处于前沿地位的教师队伍。竺可祯校长有一条重要的办学思路，即：办好大学，必须依靠教授。他在任职期间延聘了一大批在各领域著名的教授执教。当时浙大可以说是群星灿烂、精英荟萃，诸如苏步青、陈建功、王琏、李寿恒、王国松、吴钟伟、贝时璋、蔡堡、吴耕民、卢守耕、张绍忠、束星北（爱因斯坦助手）、蔡邦华、何增禄、胡刚复、谈家祯、钱宝琼、罗宗洛、王淦昌、赵九章、涂长望、卢嘉锡、朱福忻、卢鹤级、王葆仁、钱令希、朱正元（以上为理、工、农诸学科方面的教授）；郑宗海（晓沧）、张荫麟、张其峋、梅光迪、王驾吾、缪铺、陈乐素、谭其壤（以上为文科方面的教授）等等。这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不仅为浙大培育了李政道、谷超豪等世界一流的学者，其中还有不少教授成了新中国科学院和国内一些重点大学的筹建者和中坚力量。
第三，老浙大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对一年级本科生要求特别严格。学校把一年级大学生看作是“准大学生”（预备班大学生）。每年必有1/3的学生因通不过严格考试而被筛选淘汰。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学校十分重视配备基础教学的师资力量。名教授苏步青、梅光迪、罗风超、储海润、钱宝琼、朱正元、孟宪承、谭其壤等等，先后均担任过一年级基础课教学工作。学生听名教授的课，都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
第四，“严格要求”，这是老浙大办学的又一个特点。学校为提高新生的学习成绩，几乎每周都有考试，时间则安排在星期天上午。读一年级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休息日的。考试的题目非常难，要想取得60分的成绩，已属不易。学生是不敢向老师去问成绩的。有一次，几位女同学壮着胆子问钱宝琼老师数学成绩，钱教授说：“你们呀，几个人加起来刚好及格。”吓得她们赶快逃走。大考题目更难，不及格的人数占有相当比例。如果不及格学分超过规定，就由学校“辞退”。由于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特别刻苦、勤奋、自律，哪有谈情说爱的闲功夫？在遵义时，除夕晚上，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浙大没有一个学生上街凑热闹的，仍是埋头读书。浙大学生基础扎实，不仅在国内出名，在国外也出了名。浙大毕业出去的留学生，尽管成绩单上分数低于其他学校，但实际掌握的知识，要超过其他大学。因此美国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承认浙大学分，特别是基础分，一律予以免修。由于浙大学风严谨，对学生要求特严，国内不少家长都愿把子女送往浙大报考。1941年，“中国四强”（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第一次联合招生，联考状元支德瑜，所填志愿为浙大机械系；全国中学毕业会考状元，所填第一志愿也是浙江大学。
40年代显示出来的老浙大学科优势，至今仍为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化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工系、电机系、机械系），杭州大学的文科（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外语系）、理科（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地理系），浙江农业大学的农学系、植保系、农业化学系、农业经济系所继承和发扬，成为博士点学科集中、前沿学科集中、产生新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基地。这一段教育史充分说明一个真理：高校的发展与强大，必须以几十年积累发展起来的优势学科为依托，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远大目标坚定地迈进。
[1]杨竹亭：《求是校训创始人》，载《求是先哲群英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