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创建一流大学的执著追求与不懈探索——竺可桢教育思想与浙江大学勃兴
强国必先强教。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如何加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浙江大学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推动内涵建设、品质提升、人才培养方面孜孜以求。今年3 月22日，是竺可桢老校长诞辰120 周年，他作为科学救国和科教兴国的先行者，是浙江大学百余年办学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有一系列好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研读其非凡、深邃、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对于学校进一步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理念：报国、强校、通才、为民
作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和我国气象学的创始人，竺可桢是在并非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形势下， 在这一非常时期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的任命的。当时，他也曾经一再强调他这个校长只当一段时间。可以说，竺可桢校长是临危受命，担当大任的。此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保存文脉，他毅然带领浙江大学师生， 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举校西迁贵州遵义、湄潭，历时近9 年，行程5000 余里，谱写了一曲“文军长征”的壮丽凯歌。在这一办学实践中，竺可桢校长形成了报国、强校、通才、为民的教育理念。
大学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首要问题，也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1936 年秋，竺可桢刚刚就任校长，就在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 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竺可桢校长心目中的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之贡献”，“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竺可桢校长还提出，这种高层次的“领导人才”应该具备四项基本条件：一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二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三是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四是健全的体格。
大学教育必须注重基础，加强思维和能力训练，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均得到充分发展。竺可桢校长十分注重加强基础课教学，要求一流的教师担任教学；鼓励学生跨院系选修课程，沟通文理；鼓励院系设立主辅修制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率先推行导师制，要求教师除担任专业授课外， 还负责指导学生的品格修养，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相互了解，使学生有较多的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潜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它不仅是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要承担服务社会、改良社会之目的，其途径有两个：一是让那些经过大学训练、具有知识和头脑的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并进而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二是利用大学教师和学生所拥有的科学技术、文化优势，直接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服务。他将大学比喻为“海上之灯塔”，可以指明人们前进的方向；又将大学比喻为“社会之光芒”，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竺可桢担任校长后，浙江大学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建设作出了贡献，真正做到了为社会服务。如在浙江大学师生留住江西泰和期间， 为当地人民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浙大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近7 年，更是发挥工、农、文、理、师范诸学科特点，开展农业推广、科普宣传，开设教员辅导、民众补习班，创办浙大附中，指导开发矿产等工作，对推动黔北农村发展和对遵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报国、强校、通才、为民的教育理念下，竺可桢校长身体力行，民主办学，竭尽心力，把浙江大学从只有3 个学院500 多名学生的一所国立大学，发展成为具有7 个学院（文、理、工、农、师范、法、医）、2000 多名学生，建制完备、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
二、治学风格：彰扬求是学风
作为哈佛大学地学系毕业的博士，作为早期“海归”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竺可桢校长学识渊博、会通古今、阅历中外，善于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倡导“求是”精神，展现人格魅力，探索治校方略，诠释了独具个性、富有特色的治学风格。
竺可桢校长在继承求是书院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和汲取世界一流大学精华的基础上，于1938 年11 月西迁广西宜山办学时举行的校务会议上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可桢校长认为，“求是”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他在1939 年2 月对新生所作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1941 年初，竺可桢校长为浙大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撰写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的论文，进一步阐述和倡导“求是”精神，他指出：“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 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校长将“求是”精神阐释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强调“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直至今天，我们的耳边仍似响起竺可桢校长对当年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高度赞誉，我们的脑海仍常浮现竺可桢校长对浙大师生关于“不计利害、只问是非”的谆谆教诲。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沉淀的特定的人格化和个性化的精神。“求是”精神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精髓。无论是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竺可桢校长挺直腰杆，挑起重任，为办学竭尽心力，率领全校师生创造“文军长征”的壮举，使浙大赢得“东方剑桥”的美誉；还是在办学实践中，竺可桢校长坚持“读书不忘救国”，努力服务民众和社会， 顶着巨大的压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全力保护和营救学生，都处处体现出竺可桢校长一生追求的“求是”精神。正是竺可桢校长始终倡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之下，“求是”精神在浙大校园蔚然成风，代代相传。浙江大学一贯的学风就是勤恳、朴素、踏实。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发扬优良的学风，但是在办学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绩效考核的过度追求，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一年多以前的贺××论文造假事件，为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因此，我们要重振求是的学风，不断弘扬求是的学风。学校已经成立了学风方面的督察机构，制订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同时还召开了多次会议，对全校教师和学生进行学风教育，加强学风和文化建设，并见到了成效。
三、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治理靠教授
竺可桢校长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要。”由此他得出结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他认为，“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授后进为无上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校长认为教授是知识、人格、校风得以传承的校魂，始终把聘请一流教授作为首要事务，并努力创造优良的教学、研究环境，以发挥他们的教育效能和学术贡献。
竺可桢校长呕心沥血，海纳江河，以他的学术威望、人格魅力，乃至私人友谊，罗致了国内著名学者和学术界前辈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聘请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担任教授。他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只要学问精湛，热衷于教育事业，皆兼容并蓄。他不但注重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同样看重初露头角、具有良好潜质的青年学者，认为“要发展一个大学，最主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竺可桢校长非常注意尊重、使用和培养教授。他坚持民主办学，充分发挥教授们的管理作用，始终依靠一批德才兼备、热心教育、在师生中有威信又有办事能力的教授来管理学校。当时，学校的学术机构、行政机构的主要成员，如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的系主任等人选，以“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都选派有名望的教授担任。所以当时的浙大就已经形成了一批学术和行政“双肩挑”的干部。竺可桢校长坚持把大学办成学术机构， 即使在西迁办学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在基本上是准军事化的体制下，也是如此。虽然对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在处理的程序和决策的机制上应该说是不同的，但决策人都是声名卓著的教授，践行了通过教授治学来体现教授办校的经验。由于院系领导均为当时最有名望的教授，每个学术单位都形成了一个学术的核心。在
竺可桢校长民主办学思想和崇高人格感召下， 浙江大学汇集了一大批学界精英，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俊才，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声誉鹊起。到上世纪50 年代初，浙江大学已经有128 位正教授，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在院系调整时期，浙江大学一方面支持了科研院所和其他大学的发展， 在杭的部分也分解为几所学校， 经院系调整后仍留在浙江大学的仅有32 名正教授。对此，老校长当年也感到分外的痛心。竺可桢校长对浙大汇集一批知名教授、培养一批优秀学生，使浙大跻身国内名校之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大学的架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
在竺可桢担任校长时期，浙江大学就形成了一个拥有7 个学院的综合型大学的学科架构，包括文、理、工、农、师范、法和医，形成了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综合型大学。到上世纪50 年代初期，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这样的综合型大学结构被分解掉了。到1998 年，在杭的同根同源的四所高校又重新合并起来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这次四校合并与院系调整，是浙江大学办学架构走上歧路之后的一次回归。最近，学校又组建了7 个学部，进一步探索完善综合型大学的学科组织架构。应该说浙江大学最近十几年的发展体现了综合型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已经回归了综合型大学的架构，也可以说不辜负老校长当年的心愿。
对大学来讲，人才培养是永恒的主题，而科学研究是最活跃的驱动力。竺可桢校长十分关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直接驱动学科的演化发展，直接决定学校能不能把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浙江大学的励志尚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文化精英。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的时候，就获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创造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李约瑟先生于1946 年在《自然》上撰文介绍中国的大学在云南、贵州两地办学情况的时候，就对浙江大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李约瑟先生称誉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一部分是对浙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坚持艰苦办学精神的赞颂，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浙大教授们研究水平的观察认可。当时，他和他的夫人原计划只待两三天，后来又多待了很多天，看完了许多浙大教授的论文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它的研究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应该活跃在国际的前沿。李约瑟先生看到：浙大教授做的研究课题，既不是局限于驻地一隅，也不是局限于中国，而是放眼世界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浙大也强调为社会和民众服务，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这包括当时农学院的一些工作，包括在建筑、土木、水利等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是直接为当地服务的。另外，还要追求卓越，比如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像谷超豪先生、王淦昌先生、叶笃正先生等都已经做出了一流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 浙江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进行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在管理体制、人事制度、教育教学、后勤服务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举措，积极探索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新路子。比如，从80 年代开始就大力推动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往研究型大学的方向转变，如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浙大最强劲的发动机。目前，学校建立了以科研院、社科院为代表的科研组织体系；年到款科研经费超过20 亿元，达到全部办学经费的45%，远远超出研究型大学对科研经费在办学重要性方面的要求； 年发表SCI 论文3600 篇，学校已跻身研究型大学行列。
在创新型大学建设方面，竺可桢校长确定的由马一浮先生撰写的《浙江大学校歌》里，其中有6 句歌词与创新的内容有关，可以说那时候就从不同的方面对创新的理念以及学校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梳理。1979 年4 月，钱三强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明确提出：“除了求是精神外，还应加上‘创新’两字。要养成创新的习惯，适应不断发展的需要。”1988 年，路甬祥校长进一步强调“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并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的浙江大学校训，赋予其“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内涵。
五、创建一流大学：是目标、是动力、也是过程
创建我们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是竺可桢校长心中执着的追求。在遵义湄潭办学的那个时代，被李约瑟先生赞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整体实力和剑桥大学尚有较大差距，但秉承求是、追求卓越的办学精神和教育理念，在一些学科领域开展的工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展现了一流的水平，其质量可与那些世界著名的大学媲美。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妨在一些可以比较的数据上和剑桥大学做一个对比：被SCI 收录的论文（含非第一著者单位），剑桥大学为5500 篇，浙大为4800 篇；科研经费总量，剑桥大学是4.79 亿美元， 浙大是3 亿美元； 进入世界前1%的学科，剑桥大学有22 个，浙大有12 个；总被引的论文篇数，剑桥大学为4.5 万篇，浙大为2.7 万篇。可见，在这些指标上，浙江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已经比较接近了。但在以下这些方面尚有根本性的差距：十年累积被引用的次数，剑桥大学为94 万次，浙大为14 万次，还差六七倍；高被引的论文数，剑桥大学是1344 篇，浙大是133 篇，还差十倍。所以，在相对底层的一些科研数据上，我们已经接近剑桥大学，但是从最能反映学术水平的那些科研数据看，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走上了国际舞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耶鲁大学校长雷文于今年2 月1 日专门以《亚洲大学的兴起》为题，在英国皇家协会做高等教育与政策研究所的第七届年度讲座，就亚洲有关国家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原因、必须克服的实际困难以及可能的成果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在演讲中就中国自1998 年以来大力扩展高等教育系统，重点建设少数一流大学以跻身世界前列的行动加以评论，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还认为，中国的大学在吸引师资人才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同时指出，传统的教育方式使学生缺乏想象力，必须拓宽课程和改革教育方法， 以培养一流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具有创新能力。
应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目标，一个动力，也是一个过程。我和北大、清华的同事们进行过交流，他们也认同这个看法。大家共同认为，中国的大学要逐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进一步站稳自己的脚跟，然后再不断的前移，这都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程。我试图把这个过程视为可以互相重叠的环节所组成。第一步，要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概念，竺可桢校长当年就已经出来了。第二步，要形成全校大多数师生认可的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我们也基本形成了。第三步，要进行布局展开。应该说，不是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是综合型的，但是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综合型的。所以到上世纪90 年代末，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实施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校合并，从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迈入了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布局构架的展开，尽管有些学科还不是很强。第四步，要确定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水平、路径、日程表等。我们逐步形成了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办学特色，然后进一步把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战略提出来，在这方面大家也已经形成了共识。第五步，要推动底层办学指标的靠近，比如研究型大学的指标等。在前几天“985 工程”二期的验收会上，我们将浙江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可以看到我们的底层指标已经是比较接近了，但是中上层指标还有很大差距。通过大家不断的努力，我们正在逐渐实现这一目标。第六步，要推动实现内涵发展的演变，也即学校的体制机制、组织结构、教育教学等方面向一流大学的方向演变。这个演变过程我们还刚刚开始。第七步，要吸引汇聚人才，我们刚刚开始实施“1311 人才工程”，即到2017 年（浙江大学建校120 周年）前后，师资队伍规模基本稳定在3500 人左右，各类专职研究人员2000 人左右，形成100 名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300 名左右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级人才，建设100 个左右面向重大任务或科学问题的创新研究团队， 支持1000 名左右支撑学校未来发展的青年骨干人才。这方面目前尚未取得特别显著的成果。第八步，就是广泛交流，要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交往的国际上有名的学校。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很多国际名校都愿意到浙大来交流合作了。当然，许多名校还是侧重于吸引优秀学生这样的一个侧面。第九步，就是声誉鹊起，要凝聚精神，提升品位。最后的阶段，就是获得全球公认，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这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可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打基础、跻身于行列的初步过程，有稳定在其行列的中等层次过程，还有晋身其前列的高等层次的过程。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从今年起，我们已经进入到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结合学校的实际，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即：本科学习的自主性与院系发展的和谐性的关系； 研究生作为科研的生力军与自身职业生涯的关系；高水平师资的大量、快速引进与已有师资的提高、优化的关系；理工农医的梯次团队化发展模式与尊重文科发展规律的关系；诸学科体量发展与特色凸显的关系；传统学科的逆势而上与新兴学科的布局投入的关系；科研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关系；国际交流总体扩展与教师国际交流能力提升的关系；办学空间整体拓展与院系优化发展的关系；财务平衡预算与扩大基建规模的关系等等。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浙江大学按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通过全校上下的广泛讨论，确定了“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的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了“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和“转变观念、深化改革、稳定规模、提高质量”的总体思路，着力构建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教学新体系。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校改革发展，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学校最近正在全校组织开展四校合并以来的第二届教育教学工作研讨活动，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切实推进卓越教育计划，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教学创新有新的突破，人才培养工作有新的跨越。
（作者系浙江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