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荣]郑晓沧教授在浙大期间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郑晓沧教授(1892—1979)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之魁硕，学富望重，声名远播，但关于郑晓沦教授对于浙江大学的深切的渊源，现时我们年轻一代恐已知之不多。最近笔者据材素骥，从中获知万一，特为此文．藉以缅怀求是园中走出来的前辈老学长郑晓沧先生。
求是学人 一代宗师
浙江大学前身为求是书院，刨建于1897年，后一度称浙江高等学堂。郑晓沦教授自幼聪颖过人，12岁半即进秀才。1906年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读书。1909年秋升入浙江高等学堂正科，1912年毕业后考取北京清华大拳，1914年赴美国留学。[1]他擅长文学，有“能文”之名，然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感到“教育是救国的根本要图”[2]，“教育便是改造社会的一种动力——一种最基本的重要动力”，[3]赴美后习研教育，先后在美国威斯康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18年秋回国后．郑晓沧先生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第四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年8月起在浙江大学执教，历任教育系主任、龙泉分校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研究院院长及代理校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郑晓治先生从事教育工作60余年。毕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学识渊博，治学谨严。勤奋笃朴，怡雅谦和，著译成果丰硕，桃李遍布天下，在我国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很大的影响，赢得了我国教育界的普遍尊敬，堪称一代宗师。他在浙大执教、任职长达23载，这段时期正是浙江大学从一所普通的地方性大学成为全国著名大学的重要时期，也正是郑晓沧教授教育思想形成和教育成果产出的重要时期。笔者管窥凿测，试举以下几个方面对郑晓沧教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简要的论述，不当之处，诚望教正。
襄助竺公 共挑办学重担
竺可桢主持浙大校政13年，危难兴校，蜚声国际，这是永远值得称道和深切怀念的一段光辉历史。据记载，当年首先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便是郑晓沧教授。[4]竺可桢奉命于危难之时，在他准备接受任命出长浙大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办学方针。当时代理校政的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及时向他提供了浙大情况介绍和前任校长郭任远任内各项工作详情[5]。竺校长1936年4月25日到任后第一次与浙大全体学生见面，即明确提出了他的教育主张和办学方针，其要旨是：立足本国文化基础，吸收外来文化精华，适应世界教育潮流，合乎社会需要。《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这一著名篇章，就是经过郑晓沧教授整理修改的这次讲话记录，也就是竺校长的就职演辞。[6]
竺可桢校长办学主张依靠教授，实行民主办学，既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术领域和教学上的主导作用，又使他们的丰富学识和管理才能在校务活动和行政职能部门中发挥作用，共挑办学重担。因此在竺可桢执掌浙大时期，在浙大教授中形成一支办学的核心队伍。他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全力协助校长办学，对浙大的成长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郑晓沧教授即是这个核心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古今文化薰陶，中外学识阅历，教育科学实践，行政管理经验，使得郑晓沧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深切的体验，对中国教育的现状及其优劣有透切的了解．对国外高校的办学方法和教育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竺校长十分信任和尊重郑晓沧教授，屡屡委以重任，郑晓沧教授的一些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也为竺可桢校长所容纳和吸收。融和成他的办学思想。郑晓沧教授亦极为敬重竺可桢校长的学识和为人，竺可桢的办学思想也为郑晓沧教授所接受、仿效并励行实践。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 士二次考察访问浙大，竺校长请时任浙大研究院院长的郑骁沧教授为李约瑟作翻译，讲《科学与民主》，并向客人介绍研究院的情况，[7]李约瑟惊叹于浙大浓厚的学术空气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抗战胜利，浙大在贵州遵义和湄潭的师生复员东归后，竺校长于1946年11月前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去欧美考察半年。委托郑晓沦教授代理校长职务。
为人师表瞩望青年才俊
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为人师表，爱护学生。是郑晓沧教授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曾对旧制度下的教育感到失望，对旧制度下的教育目的感到茫然。但对学生却始终怀有热切的期望。他内心非常善欢学生．特别对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的学生瞩望甚殷。他不仅平时从思想上、学业上、健康上关心爱护学生，而且勇予保护进步学生，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1935年浙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后，继而爆发了历时数月的驱逐专横独裁，推行法西斯教育的校长郭任远的斗争(通称“驱郭斗争”)。时任教务长的郑晓沧教授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后郭任远被逐下台，郑晓沧教授则以教务长名义临时代行维持学校的行政，[8]并迎接竺校长的到来。
1940年2月，浙大在竺校长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二载半，碾转而迁至贵州遵义。浙大西迁后，浙江省和福建、安徽、江西以及离沪青年学生，由于战时交通和经济关系，不能入内地入学者越来越多，因此浙大于1939年下半年在浙江的龙泉设立了分校．郑晓沧教授是创建人之一，并于1940年至1943年受竺校长之命任分校主任。郑晓沧教授主持分校之时，正值抗战艰难之际，龙泉常处于日寇南侵的紧张氛围之中，同时又在鼠疫蔓延的严重威胁之下，浙大总校关山远隔，再加上物价飞涨，分校师生日常生活陷于难以想象的困境，过着“桐油熏鼻”、“瓜菜代食”、“数月不知肉味”的日子。当时郑晓沧教授健康状况不佳，郑师母终年卧病，子女幼小，家道十分艰难。郑晓沧教授时常形容憔悴，“面有菜色”，然而他却慷慨接济患重病的贫寒学生的医药费。[9]学生伙房每学年仅宰猪一二回，特意留下一些新鲜猪肝，给郑晓沧教授补充营养 ，他总是几经推让，最后仅要一至二斤。而即时按市价付钱，绝不沾半点便宜。[10]其清廉人品令人肃然起敬。
“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学生眼里，郑晓沧教授是一个慈爱可亲的长者。他对学生 教重启发，尚诱导，即便对有错失的学生也从不疾言厉色，重教不重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受教育的学生心悦诚服，铭记不忘。[11]在龙泉分校，进步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位教“三民主义”课程的国民党党徒方中天胁迫郑晓沧主任开除为首抵制他采用有大肆诬蔑共产党词句的教材的两位学生。郑晓沧教授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保留了两位同学的学籍，当时，同学在教室里贴出一幅对联“郑宗海（注：郑晓沧教授原名宗海)博学如海，方中天坐井观天”，充分表达了广大同学对郑晓沧教授的崇敬和爱戴。[12]
延揽教授 发展师资队伍
罗致高水平教授入校，形成以有学术威望的教授为核心的师资队伍，带动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是郑晓沧教授的一贯思想。
1929年8月他到渐大任教后，创办教育系，任系主任。在抗日战争前的八年间，为创建教育系聘请了外国教育和教育哲学教授孟宪承、比较教育教授庄泽宜、小学教育教授俞子夷、心理学教授黄翼、沈有乾等著名教授担任教职，可谓名师荟萃，很快教育系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13]
1938年8月浙大在西迁途中，添设师范学院，郑晓沧教授兼任师范学院院长。他一方面充分利用文理学院的师资优势，聘请文理学院各系系主任兼任师范学院相关系的系主任，另一方面他“注重其教育 经验或其对于教育之兴味”。[15]择优聘用师范学院的专任教师。
龙泉分校地处浙闽边陲，穷乡僻野的山村“坊下”。郑晓沧教授赴任后将它取名为“芳野”，寓桃李遍野之意。正是本着这个理想，郑晓沧教授在山村的平房草舍里，在生命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冲破重重阻力，聘请到一批我国学术界的知名教授。当时在分校任教的学者专家有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数学隶毛路真、词学家夏承焘、文学家王季恩、生物学家董聿茂、心理学家泮渊等几十位教授。他们相互钦佩，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奋力工作，虽生活艰苦，却甘之如饴，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饮誊东南。
抗战胜利后，竺可桢校长和郑晓沧教授先后访问英国，热情邀请浙大校友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夫妇回国执教，壬承绪夫妇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向往己久的母校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至今每当王承绪教授忆及竺可桢校长和郏晓沧教授延揽师资之热忱．还总是感慨万千。
教训合一 培植学生品格
关于教育的本义，郏晓沧教授有独到的、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教育不只是传播知识，同时应养成积极的人格，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郑晓沧教授早在1923年即提出，“养成有雅量有同情有操守，思虑缜密而又富于求知求是精神之事业家与科学家”应当是大学的教育方针[16]。他针对时弊指出：“度量情感之熏陶，胆略意志之锻炼，似为大学人才所不可忽。揆之吾国社会之状况，尤有注意之必要”。[17]他在《教育改造声中对于教育本质之探讨》一文中再次强调：“教育如注意全人格之培养，则关于动作之练习，意志之训练及情感之陶冶，均不可不注意，而不当偏重于唯智主义”，“欲振民气，……均非注重养成积极的动的人格不可”。[18]1936年他著文比较分析了英国和德国两种大学理想。认为英国大学偏重于人格陶冶。德国大学着重培养学者，他主张人格陶冶和学问的修养，应当相辅相成兼而有之，并提出：“今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19]
为培养有德行、有才学的学生，体现教书育人的导向，郑晓沧教授主张应注重教师的品性，尤其要选聘“道德高尚而其学术足以教人者”，[20]“采用增多师生间接触机会的各种制度”，以利学生“能于无形中得到其佳美精神”。[21]他极力推行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教训合一”(训的涵义是指学生的品德陶冶和修养)，1937年10月浙大在西迁途中，率国内之先实行了导师制，选聘德才兼备的教师作导师，既指导学生做学问，又关心学生的品德修养，密切师生关系，使每个学生都明白自己的责任，在国难深重之时，百折不挠，做社会的砥柱。
注重基础 开拓知识领域
郑晓沧教授认为学生应打好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获得广博的知识，因此对学生的基础训练务求精粹。他还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讲究教学方法，各门学科均有教学法问题，而教育学科自然更要注意教学的方法；他强调教科书的作用，认为教材是最重要的教具，他指出教育为实际事业，所以教育必以实用为归。这些教育思想与研究成果当时在国内外备受重视，于今仍有重要的价值。
郑晓沧教授抓教学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即使在浙大颠沛流离的岁月，也从不放松。学校每到一个地方，稍事安顿后，便开箱上课，加斑加点，补足迁徒耽搁的课业，考试制度照样十分严格，“非勤敏努力者，不易完成其学业”。除严格教学管理外，郑晓沧教授还大力聘请一些名教授担任一年级的基础课的教学工作。由于这些名教授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不但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做学问的基础，而且起到了重要的启蒙、诱导作用。他还十分注重文理兼通，各有专精，以利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在兼任师范学院院长期间，郑晓沧教授遵照竺校长的意见，充分利用文理学院人才与课程上的资源，聘请文理学院的苏步青、孟宪承、王季梁、张其昀、梅光迪、郭斌龢等名教授兼任师范学院的课程，他自己也到别
的学院兼课。鼓励学生不为院系所限，跨系选修课程。学科交叉，学生接触的知识面宽了，博学旁通，兴趣亦就盎然。
在主持龙泉分校期间，当时分校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为了活跃学术气氛，开拓知识领域，提高学生对文艺的欣赏和评价能力，郑晓沧教授积极支持并参与同学们组织各种学习研究会和文艺团体，如“天文学会”、“文学研究杜”、“芳野剧艺社”等等。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夹缝中，龙泉分校的课外活动十分活跃，弦歌之声不辍。他曾带领“天文学会”的同学们冒细雨，在崎岖山径上步行七八十里去观察日全蚀。[22]他担任“文学研究社”的导师，该社举办的第一次专题讲座就是请他讲“谈翻译”。听了这次生动的专题讲座之后，分校的同学们掀起学习外国语的热潮。每次听郑晓沧教授作讲座总是人满为患，教室的门外、窗外都挤满了人，[23]“文学研究社”有幅对联：文社常刊王子（指壬季思先生)句，华楼遥接郑公(指郑晓沧先生)风”。他为分校剧艺社定名为“芳野剧艺社”，演出第一个戏，即是由郑晓沧教授亲自撰写的英语剧本《牛顿》[24]有一年除夕晚会，他还编英语活报剧，自饰“圣诞老人”，同学们愈觉得他可亲可敬，同时也深深为其借戏来练习语言这个独到的教学方法所折服。
注释与参考资料：
[l]王承绪、赵端瑛：《郑晓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90页．
[2][3]同[l]第301、143页。
[4]《竺可祯日记》(I)(1936-1942)，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第19页。
[5]同[4]第18页。
[6]《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毛正棠执笔，第64页。
[7]王承绪，《郑晓沧教授》，《浙江大学在遵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592页。
[8]同[6]第57页。
[9]罗斯文，《师情深似海》，《龙泉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8月，第35页。
[10][11]戚叔纬：《点滴回忆》，《龙泉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月，第67页。
[12]同[9]。
[13]同[1]前言。
[14]汪利兵：《比较教育的世纪回顾——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访谈录》，《外国教育资料》，96(5)。
[15][16][17][18][19][20][21]同[1]第233、95、95、216、223、95、95页。
[22]同[9]。
[23]詹士林：《怀念郑晓沧先生》，《龙泉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1月，第150页。
[24]杜念绍、黄铁夫：《回忆浙大龙泉分校“芳野剧艺社”二三事》，《龙泉文史资料》第6辑，1987年10月，第54页。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事处科长、副研究员，硕士。）